中國公安機關為確保中共二十大順利召開，組織全國各級公安人員聯合執法，至今夏季治安“百日行動”共抓獲逾140萬名犯罪嫌疑人。外界質疑這場歷時三個多月的運動是否具備法理依據，以及維穩任務的背後有沒有硬指標。
在9月28日的“百日行動”記者會上，中國公安部發言人仇保利表示，截至目前為止，行動共破獲刑事案64萬起，抓獲犯罪嫌疑人超過143萬人。
上海退休教師顧國平向美國之音表示，臨近中共二十大，當地公安進一步收緊對維權人士和訪民的監控。
顧國平說：“在電話或微信討論到去北京維權的話，警察和政府信訪部門的工作人員會馬上上門把人帶走，把你弄到黑監獄軟禁起來，很多上訪人士都被關在度假村等黑監獄。以前的話，當局會在火車站或者在火車上把人攔下來。現在他們更進一步了。”
中國公安部對外表示，公安機關重點打擊違法犯罪和治安亂點，採取強硬措施加強對婦女、未成年人、老年人、身障人士等弱勢群體的保護。顧國平則認為，維穩才是“百日行動”的最主要目的。他引述消息人士的話說，當局就二十大維穩工作對警員下了硬指令。
上海公安據報加強監控異見人士
顧國平說：“根據上訪人士透露出來的消息，今年（當局）維穩到了怎樣一個程度呢？就是每一個訪民所屬戶籍地負責維穩的警察，如果訪民到了北京，警察就要下崗。這是非常嚴厲的處罰，所以警察拼命要把人控制在當地，不能讓你到北京，一旦你到了北京，他就要下崗了。”
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中國獨立政治學者陳道銀估計，早在“百日行動”展開之前，當局就已製定指標。 140多萬名嫌疑人落網表面上是驚人數字，但以行動的規模而論其實在情理之中。
陳道銀說：“1949年以來一再出現類似的‘政法運動’，從（上世紀）50年代的鎮壓反革命到以後的各場運動都是有指標的。這種運動式的治理是由上而下的。即使剛開始沒有硬性的指標，但是隨著運動的深入和持續。上面會給下面下達指標。100多萬人放在全國三十多個省市、自治區來看，一個省也就抓五萬人，也就不多了。”
學者質疑百日行動法理依據
中國公安部在記者會上並沒有把一百多萬名嫌疑人歸類，但陳道銀估計，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異議人士。
陳道銀說：“可能就是一些所謂的小混混、黑社會，很多異見人士，包括宗教團體都被納入擾亂社會治安、尋釁滋事罪這個框子裡面來，因為當局既然要營造一個安全的環境，從政府的角度來看，這類人士對於社會治安恐怕也是一個不穩定因素。運動式執法與依法執法是有衝突的。依法執法講究的是程序、證據。運動式執法的話，苗頭要早打早抓。運動式執法在程序上肯定是不嚴謹的。”
陳道銀表示，既然當局的行動缺乏法理依據，濫捕、濫抓也就不足為奇。
陳道銀說：“我們不能說它（當局）是有意識地去亂捕亂抓，但是因為有這樣一個指標壓力，它可能會對執法部門或具體執行部門造成壓力，也就是‘應抓盡抓、應捕盡捕’，因為尺度不是你掌握的，程序上不嚴謹，執法的尺度就比較靈活，就不是我們從一個正常的法治意識下所應作出的判斷。”
革命黨又回來了
本月出版的《求是》雜誌發表了習近平的重要文章，重申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陳道銀說，文章的內容反映中國正在開倒車。
陳道銀說：“特別是這五年以來，我們很少再聽到‘民主執政、科學執政、依法執政’。在毛澤東時期，（採取的是）這種運動式的、革命式的模式。要改革開放就意味著你不能再像革命黨那樣去做事了。所以後來就有‘民主執政、科學執政、依法執政’這種提法，但是習近平再次強調，‘我們既是馬克思主義的執政黨，又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黨’，也就是革命黨又回來了。”
河北唐山今年6月的燒烤店打人案震動整個中國。陳道銀相信，中國新任公安部部長王小洪希望以打人案為契機，在召開中共二十大的背景下，以“百日行動”檢驗自己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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