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官辦的中國歷史研究院近期發表一系列引起輿論關切的文章，被指意在為明、清朝代的“閉關鎖國”、清末義和團運動、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等早已被官方和民間否定或摒棄的歷史舊賬翻案。有分析認為，拋出這些文章的時間是刻意挑選的，顯然是為仍有變數的中共20大再次“批鄧”、否定改革開放營造輿論，同時為重拾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極左路線進行試探。觀察人士呼籲人們警惕極左思潮新動向，稱其正在進行有組織的系統性借屍還魂。
再現階級鬥爭和階級分析學說
中國歷史研究院歷史文化傳播中心主任王廣在一篇關於史學研究方法的長文討論了階級分析方法的重要性。
文章寫道：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國際背景、國內環境、人民需求、歷史任務等都發生了深刻變化，“中治西亂”“東昇西降”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大趨勢，但同時也要看到，只要階級還沒有徹底退出歷史舞台，只要資本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中國的挑釁、分裂乃至侵略等圖謀還存在，階級分析方法就不能棄之不用。
文章引用列寧的話強調，“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條指導性的線索，使我們能在這種看來撲朔迷離、一團混亂的狀態中發現規律性。這條線索就是階級鬥爭的理論。”
這位兼任歷史研究雜誌社副社長的史學教授還援引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所謂“金句”指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首先就是階級立場，進行階級分析。”
文章認為，“背離階級觀點、放棄階級分析方法，就稱不上是馬克思主義，也稱不上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
文章還強調，“立足新時代更好地堅持、豐富、發展階級分析方法”。這句話中使用的四個動詞，被廣泛解讀為要在習近平新時代繼續把階級分析的方法運用於實踐。
官辦機構發文帶風向？
在中共20大臨近的敏感時刻，中國歷史研究院的另一篇文章也引起觀察人士高度警覺。這篇題為《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的文章說，明清時期並非“閉關鎖國”，而是防止西方殖民入侵的“自主限關”，並沒有阻礙中外貿易和交流。
這個與中國社科院平級、同為中共官僚體系內正部級的歷史研究院也曾刊發其他一些引發爭議的文章，包括該院主辦的《歷史評論》期刊今年7月刊登山東大學彭淑慶的文章，題目是《義和團運動不能被“污名化”》，強調義和團運動是農民階級反抗帝國主義侵略、“扶清滅洋”的救亡圖存之舉。
2020年12月，為紀念毛澤東號召紅衛兵上山下鄉的最高指示，該院官方微博發文稱，“知青下鄉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偉大壯舉”。這篇博文遭到曾經的老知青群起痛批，指其“用心險惡”、“為文革招魂”。
成立於2019年的中國歷史研究院推出的多篇文章被認為帶有似曾相識的文革色調。幾乎每次推出這類文章都引起熱議和質疑。
劉夢熊：極左回潮，群魔亂舞
在香港的全國政協榮休委員劉夢熊將這些論調歸結為極左思潮在中共20大前有組織和系統性的沈渣泛起。他對美國之音表示，這股其勢洶洶的逆流不是偶然、孤立的，令人懷疑有人是在下一盤大棋，人們在質問，到底要把中共二十大後的中國引向何方？
他說：“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我們不能單看這些極左思潮最近的沈渣泛起。（有人要）對改革開放反攻倒算，企圖開歷史倒車，把中國拉回到階級鬥爭為綱，二次文革這樣一個局面。改革開放帶來的好處就到頭了。中國人民就要走回頭路，吃二遍苦了。這是我們不願看到的。”
階級鬥爭與文革如影隨形
在毛澤東極左路線統治時代，特別是被稱為“十年浩劫”的文革期間，“階級鬥爭”觀念始終貫穿於中國大陸幾乎各方面的理論與實踐。 在“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和“階級鬥爭為綱，綱舉目張”的毛語錄指引下，上至國家主席、軍隊副統帥兼毛的親密戰友，下至平民百姓、“地富反壞右”及其“狗崽子”，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隨時可能淪為鬥爭對象。
1978年12月的中共11屆三中全會否定了毛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從而開啟了“改革開放”，並平反了中共建政以來製造的數百萬件冤假錯案。
不過，2012年3月，時任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其任內最後一次記者會上警告說，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改革和建設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
他說：“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
評論：階級觀點給民營企業家扣資本家帽子
香港知名企業家劉夢熊對中國史學界新近出現的宣揚階級分析學說和義和團為正義之師的理論文章提出質疑。
他說：“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現在把‘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放到這樣一個地位，矛頭指向誰？要把‘佔國民生產總值五成、稅收六成、科技創新七成、承載就業八成、新增企業九成’的民營企業家重新扣上‘資產階級’、‘資本家’帽子統通打倒，在‘消滅私有制’的名義下沒收其資產然後加以全面專政，掃地出門嗎？”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榮休教授、歷史學者宋永毅對美國之音表示，習近平在處理國內問題時也像對外一樣強調“國家安全”，因此需要重拾毛澤東的牙慧，祭出“階級鬥爭”這個工具。
他說：“習近平最近搞得最多的就是國家安全法嘛。就是要用國家安全來代替階級鬥爭學說。他對內（沒有什麼新理論）又說不圓嘛。這種情況下，他重新提起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就沒什麼稀奇。他只能倒退回去。”
義和團爭議
19世紀末發生的義和團運動在官方定論中被認為，“主要針對西方侵略者及其在華附庸以及和西方文明成果有關的科學器物和相關人士，是具有強烈的樸素的愛國主義思想的完全自發的民間運動。”
據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版的魏得勝著《慈禧與她的帝國》一書，義和團“不僅愚昧地抵制人類一切現代的物質和精神文明，而且也將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毀壞殆盡，如自古便有‘兩國交兵，不殺來使。’的鐵律，而他們在並未交兵的情況下，殺害西方駐華使節，圍攻大使館，歷史事實是：八國聯軍入侵中國的主因之一，是義和團作惡在先，惹出眾怒；他們的素質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有任何的愛國情懷，只不過是一群愚昧透頂的禍國愚民罷了”
中國歷史研究院刊物不久前刊出題為“義和團運動不應被‘污名化’”的文章指出，義和團雖然組織相對鬆散， 但絕非“烏合之眾”。文章認為，義和團的“ 反帝” 目標是明確的。
劉夢熊針對這篇署名彭淑慶的文章表示，“你說盲目排外、見外國人就殺，見外來科技產物如鐡路、電線桿就毀、這些義和團打的旗號 ‘扶清滅洋’，他們圍攻外國駐北京大使館，結果導致對11個國家宣戰。現在說義和團是‘正義之師’，是否要鼓勵暴徒對在中國投資的外資企業打、砸、搶、燒、殺？是否要圍攻西方國家駐北京大使館、挑起中外戰爭呢 ？”
當前在中共20大議程仍不明朗、各種揣測、傳言不斷的情況下，香港時政評論人士劉夢熊認為，近期的極左思潮回潮應該是上面的旨意。他表示，這有可能導致北京高層誤判局勢，犯下顛覆性錯誤，愛國的有識之士應該堅持改革開放，反對復辟倒退。
分析：無視文革歷史教訓 再次批鄧前奏
中共黨史學者宋永毅指出，毛澤東當年借題發揮，通過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來暗批彭真為彭德懷鳴冤叫屈，接著發動文革打到劉少奇，所謂的“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今天中國史學界發表重評閉關鎖國這類文章，預示著又要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宋永毅認為，習近平企圖達成“千秋功業”，要實現其比肩“偉大領袖”毛澤東的政治野心，要成為“人民領袖”，就必須超越鄧小平。
他說：“要害是批鄧。因為不管是20大前20大後，鄧小平是習近平要成為人民領袖的一個攔路虎。鄧小平是改革開放最主要的一個人嘛。所以，他不批鄧小平是不行的。此外，現在根本就不開放了。他不開放就必然要有一個自圓其說。他要把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理論釜底抽薪，當然中共的史學歷來是政治鬥爭的工具嘛。”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文革末期毛澤東授意在全國範圍推行的第二次打到鄧小平的政治運動，結果適得其反，在中共黨內外激起極大反感，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進一步大失民心。
1976年10月6日，毛去世不到一個月，他的接班人華國鋒就聯合黨內反對力量逮捕了毛的遺孀江青及侄子毛遠新等人，兵不血刃，一夜之間完成了改寫歷史的“懷仁堂事變”，十年文革戛然而止。其後，中共黨媒人民日報曾發文揭露毛澤東的馬仔“四人幫”的奪權陰謀，稱之為“滅亡前的猖狂一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