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移民潮下,敢言學者鍾劍華一直留守在香港,繼續月旦時事,仿佛無畏無懼。但他忽然於4月24日在網上宣布已經離開香港飛往英國。他在新加坡轉機時,以一篇二千多字、解釋自己決定的文章,將他一直以來的情感表達出來,獲得不少香港市民支持。鍾劍華在近日接受了美國之音專訪,更仔細地講述他的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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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英國頭幾天,鍾劍華在一個小鎮街上遇到一個來自香港的老太太,對方在遠處認出他,走來跟他打招呼,拍個合照。老太太道出,自己移民到英國數十年,從來沒有想過香港會變成現在的狀況,說要為他打氣,鍾劍華對此十分感動。他想到,自己還在香港的時候,若有路人認出他,多數都會是勸他快點離開。
兩種不同的路人,或許反映了兩地不同的氣氛。鍾劍華被視為一名敢言學者,在現時香港法律之下,煽動言論的定義空泛,發聲的代價或者是漫長的牢獄。而在英國,他可以無憂無慮地月旦時政。
香港氣氛高壓 決定離港
事實上,身為香港民意研究所(PORI,下稱香港民研)副行政總裁,鍾劍華自言曾經三次被國安警察約談,但沒有拘捕他或恐嚇他。鍾劍華坦言,他之前沒有想過要移民,但整個香港的氣氛慢慢地讓他決定要離開。
他說:“大概到2月初時,(我)開始想,如果繼續用煽惑、煽動這種罪名來控告人,事實上是早晚都會整治到我,我感覺到這一點。你想一想,只是《立場新聞》在過去這麼多年,轉載了我700篇Facebook文章,這兩年我亦有繼續寫,如果(警方)真的要指控我煽動,若果用現在所謂煽動的標準,我覺得他一定會整治我,這是一個重要的考慮。”
香港警方國安處在去年年底拘捕《立場新聞》七名高層,凍結公司資產,導致該網媒被迫在同日決定關閉。
鍾劍華又說:“第二點是,我當時考慮到,有個想法,有個判斷,就是說若果習近平真的在7月來到香港主持回歸慶典,現在國安警做事沒有標準,任他說,政府亦隨時可以用煽動(罪)來拒絕保釋。若果習近平來香港,我相信5、6月之間國安警會很瘋狂,對吧?一定洗太平地。”
鍾劍華說,他的不少家人仍然留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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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我不想見到我90多歲的爸爸,80多歲的媽媽,去荔枝角(收押所)探我。我一想到(這點),很難承受。這是其中一個我決定,因為危險信號越來越多的時候,我決定要走的其中一個重要考慮。”
另外一件觸動鍾劍華的事情是,他在香港理工大學教書的前同事、前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因為2020年5月在立法會內示威,在今年2月4日被判監三個星期。這個判決作出後兩天,鍾劍華就決定申請移居英國的BNO簽證,他在一個星期後填好申請表,英國當局在2月28日批准他的申請。鍾劍華考慮了一晚,就決定了離開香港。
當時,他已經有過兩次被國安警察約談的經驗,都是關乎2020年7月的民主派初選中,負責初選投票操作的香港民研的角色。鍾劍華說,他在2020年5月才加入香港民研,根本沒有參與初選的事宜,所以沒有資料可以提供,他就是有資料也不會提供。初選案中,47名參加者被控《香港國安法》下的“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至今還押超過一年,仍未進行審訊。
鍾劍華說,第三次約談就與俄烏戰爭有關。3月上旬,香港民研計劃進行相關民調,但多間親中傳媒報道一份捏造的問卷草稿,令香港民研決定取消調查發布會。鍾劍華指,有人就事件報警,國安警察於是傳召他溝通。
他說:“第三次溝通那次(國安警察)說他們有壓力,所以就要做事,你們做的事比較敏感之類。我就反問,你們決定一個人犯不犯法,是視乎你有沒有壓力、有沒有人叫你做事的嗎?不是在於無判斷是否犯法的嗎?”
“建制派要操控民意”
鍾劍華指,三次約談,對方都算是客氣,因為香港民研的行政總裁鍾庭耀才是主要目標。他說,官員比較少批評香港民研,除了在去年年底立法會選舉的民意調查中,有“白票”這個選項,廉政專員白韞六當時說要研究香港民研有沒有犯法。香港政府去年中修例,鼓吹投白票是刑事罪行。
他說:“所以我相信,對於那些極左的人、建制派,政治尋租的人,他們很想整治民意研究所,然後由他們去操控民意。”
鍾劍華指,香港民研一直在進行多種與社會議題相關的民意調查,顯示出的都是即使在《香港國安法》下,香港市民都沒有改變對政府的負面觀感,而香港社會所有信任基礎都已經被摧毀。
他說:“我們有時發覺,做那些政治人物評分都沒有太大意思。我們評分的是在任議員,全部都是負分,評來有甚麼用呢?以前評分評的是哪些政黨、哪些議員較受歡迎,哪些較差,現在就算排第一的,評分最高的(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負4.8分,你說有甚麼意義呢?”
鍾劍華認為,所有討論公共政策的平台都差不多全部關掉,香港民研的工作其實對政府很有貢獻,可以讓市民出氣(一個發洩渠道)、表達看法,若果連香港民研都沒有了,香港人也未必會相信其他民意調查。
“大中華膠”對中國感失望
62歲的鍾劍華從中學時代已經關心社會事務,說自己初中時已經背誦毛澤東詩詞,做社會調查義工。他在70年代學運尾聲入讀大學,身為社會極少數的大學生,令他認為自己要承擔社會責任。他希望中國走向政治現代化,支持香港回歸中國,是一名“大中華膠”。1989年天安門屠城,是令他思想改變的轉捩點,但直到1997年主權移交,他都仍然希望香港生活方式維持不變,成為台灣將來可以參考的模式。但往後的發展,令他對中國徹底失望。每當他與中方在香港的官員、從中國國內到港的官員和學者見面,他都會對他們說同一番話。
他說:“我們去做簡報介紹香港的情況,我也是這樣說,我講過不只一次,我講了幾十次,對不同的人。我覺得我們是被共產黨欺騙了。我公開講的。這種情緒,隨着香港情況的惡化,隨着(2014年)雨傘運動,隨着(2015年)政改方案(的失敗),隨着2019年開始的抗爭運動,我只能夠說,我們對過去幾十年那種有過的堅持和有過的想像,是徹底破滅。作為一個62歲的人,難免覺得好像前半生的一個很重要的部份被否定,或者自己都否定了。但我覺得責任不在我身上,我只能承認可能判斷錯誤,我可能過度天真,對吧,但責任似乎都在於作出承諾那位,為甚麼要做這樣的事,為甚麼完全推翻自己的承諾,這才是最關鍵。”
鍾劍華前半生在香港服務社會,致力做政策研究,但雨傘運動後,他已經感覺到在公共層面做事越來越難。例如,要舉行一個研討會需要問他曾任職的理工大學借用場地,在近年需要獲得大學副校長批准。他管理下的社會政策研究中心,被要求轉為自負盈虧,由14個職員減到只剩下一個。
對於下半生可能需要居住在英國,鍾劍華說,去年有大約9萬人從香港搬到英國,今年的數字可能更高。香港民研曾經做過調查,結果顯示百分之24的受訪者說有計劃移民,有百分之10更加已經有所行動,換算即是約70萬人。他說,他在香港民研早已想過開拓海外香港人的民意調查平台,繼續關注香港事務,希望當這件事起步之後,海外香港人踴躍加入。
展望英國生活
鍾劍華在4月底約滿離職香港民研,自言不善理財,積蓄全用在三個兒子讀書上。他說,現時收入來自為報章撰文,或者他可能會開一個Patreon戶口籌款。
雖然鍾劍華申請的是“BNO 5+1簽證”,即是可以在英國居住五年,第六年可以申請入籍成為正式的英國公民,但暫時他只當成是一次旅行,希望有朝一日回到香港。
他說:“你問對(香港)食物有沒有掛念,我又覺得現在的世界這些問題很容易解決。我很喜歡去旅行,我去到哪裹都入鄉隨俗,吃當地的東西,跟當地節奏生活,尊重當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這個我絕對不會有問題。當然,(我)會記得一些以前經常做的事情、吃的東西,可能往後會有這種思鄉病,不意外的。”
鍾劍華與家人團聚,或許仍需一段時間。他的大兒子在美國讀完碩士學位,決定留在當地工作。他第二個兒子在澳洲學成後回港工作三年,在半年前曾經對他說,不願意接受香港社會現況,因此在2月份已經返回澳洲進修,期望借當地的“救生艇計劃”留下來。鍾劍華的太太和小兒子仍在香港,未有決定會否搬到英國。
被問到會否擔心言論影響家人時,他說:“應該說,他們擔心我多於(我擔心他們)。其實到我說要走,要申請(簽證)時,我的兒子們都鼓勵我走,他們有份叫我走。他們都擔心早晚會整治到我,所以他們沒有問題,他們繼續過他們的生活,我們未想像到政府會卑劣到整治他們。但是會否因為我過來了,而他們也認為一起過來吧,我等他們自己考慮一下。”
繼續為香港發聲
鍾劍華解釋,他自己有研究移民政策,深深明白到移民的有形和無形的代價都很高,他說現在的香港不斷地製造一代又一代的流離世代,情況“相當令人難過”。去年年中,有一段日子在每個星期都有舊學生請他吃飯,跟他說要去做“逃兵”,要移民了。
他說:“但當時我亦接觸過幾個中學教師,都是教通識科的,他們說他們都想繼續守下去,所以都續約。很可惜,我認識的、熟悉的幾個都在(去年)11、12月跟我說,下一年我不再續約了。我不可能按照那份課程大綱教,說不出口。你明知那是謊話,怎說得出口。我做不出,明年我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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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劍華說,他以往經常說“緊守崗位,常存昐望”,但兩者都甚為艱難。
他說:“我經常相信,不正常的事不可能長期維持,如果他們不去如蛆蟲般生活,屈曲自己、扭曲自己的話,有些人會扭曲自己,如果他們不扭曲自己,會很辛苦。但我希望這群人可以繼續抱有昐望,相信明天會更好,相信不正常的事會有一天被扭轉,希望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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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鼓勵搬到了英國的人,放下舊日包袱,盡量適應、投入新生活。
他說:“我有一個學生跟我說,他去年到了英國,他說他40多歲,他一生人都沒有想過原來移民是這麼輕易,想不到英國政府突然間這麼疏爽。他填表時說是為了兩名子女,不想子女接受(香港)這種教育,但他一直填,發覺最想移民的是自己。填完以後,他的女兒11歲,他說他不知道怎樣跟女兒說,怕女兒有些朋友,捨不得。誰知道他的女兒說,為甚麼我們這麼遲才移民?因為他的女兒很多朋友都移民了,她以為移民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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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他亦希望香港人在英國,會繼續為香港發聲、傳達真相、積極參與支援工作。
他說:“我有個朋友,他問我,你可以不要說這麼多嗎?我在香港時他這樣叫我。到我走了之後,他又問我,你在英國會不會好像以前般那麼多說話?反正都到了英國。我就說,我生於香港長於香港,香港是培育我的地方,而我這麼多年來,我都是就公共事務發聲的人。我離開香港是因為現在的香港社會不容許我發聲,所以我到了別的地方,我更有責任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