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與香港人權倡議者及專家會面，有與會者認為會面罕見，清晰表示美國仍然關注香港事務。有與會者提倡制裁《香港國安法》下的指定法官，美國要關注未來的網絡安全法；亦有與會者指出香港的情況與內地的人權狀況相關，要在更大層面監察香港的情況，美國企業在香港做生意時，受到《香港國安法》的壓力和他們在維護人權方面的工作也應該受到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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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務院高官會見香港人權倡議者 與會者提倡制裁國安法官
與會者建議制裁香港國安法法官
美國國務院兩名負責民主、人權及亞太事務的高級官員，在4月14日星期四與5名香港人權倡議者及專家召開約一個小時的視像圓桌會議，與會者之一的香港民主委員會（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顧問張崑陽指，在會議中有提出美國應該要制裁《香港國安法》下的指定法官。
出席的官員包括美國國務院民主、人權和勞工局代理首席助理副部長布斯比（Scott Busby）和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副助卿華自強（Rick Waters），會上討論了上月底國務院發表的《香港政策法》（Hong Kong Policy Act ）周年報告，又強調美國繼續捍衛香港人的權利和自由。
張崑陽對美國之音表示，以往美國國會比較多舉行這類會面，但美國國務院舉行則較為罕見，而且討論時間長，出席的官員亦相當高級。他認為，美國政府在烏克蘭戰爭之下分身不暇，仍然願意花時間舉行會面，是釋放出一個清晰的訊號，顯示美國政府仍然關注香港事務。
張崑陽：國安法官是中共操控的棋子
張崑陽說，與會的香港人權倡議者都表示，香港已經再無司法獨立。在《香港國安法》下，國家安全罪行案件需要由“指定法官”進行審理。
他說：“《國安法》（指定）法官其實亦只是一個被中共操控的棋子，尤其是他們是行政長官親自去任命，所以整件事是政治主導，多於真的是對法治的信任。過去很多法庭案例，與會者都有些法律專家，都有提出很多案例都證明了《國安法》法官，他們提出的一些法律上的理據，都不是一些傳統普通法，可能是可以值得信賴，或者是一個法治國度可以去引用的一些條文。所以整個檢控都帶有政治色彩，這一件事國務院也當然是認同的。”
張崑陽指出，美國除非在極端的情況下，都不願意做出制裁外國法官的決定，只會先制裁外國政府官員。不過，美國在2017年曾經因為委內瑞拉出現的政治動盪，制裁了8名當地的最高法院法官。
他說：“美國不是沒有做過，而香港這個情況，我們也認為是壞到那個程度，因為當民主派已經被一掃而空，很多人都被政治檢控時，沒有理由我們要繼續相信司法獨立，會去為這些《國安法》法官辯護。”
張崑陽說，美方當然只能說會考慮相關論點，然後再從長計議，但他看到美國官員在會議上有抄下不少與會者提出的觀點。
實施制裁需要多國聯合執行
上月底，英國最高法院兩名法官決定辭任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的職務，指出他們認為繼續到香港任職，難以不被視為替一個背棄政治自由及言論自由的政權背書。
即使西方國家對香港法治的現況有重大批評，民間亦有一些反對聲音，認為只有個別國家制裁某些法官，不能夠在政策的層面達到足夠效果，更可能令那些個別法官在判案時更加變本加厲。反而多國聯合執行的制裁，例如針對伊朗和俄羅斯的制裁，實質上更加有效。
張崑陽又指，會面當中有官員問到香港未來的營商環境及美國企業的角色。他指，香港的營商環境建基於資訊流通，但香港已經失去新聞自由，網絡自由亦有隱憂，尤其是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唯一候選人李家超表示，將會訂立“網絡安全法”。
他說：“香港整個跡象都是走向更加威權、新疆化、越來越多的管控。如果現在要立一條網絡（安全）法，最直接的參考就是中國2017年訂立的網絡安全法，裹面清楚說到，可以看到，很多的網絡都被嚴密監控。尤其中國提出一種概念叫做‘網絡主權’，她覺得網絡也是有主權的，這種概念會否延伸到香港，會有甚麼政策意味？例如是數據本地化，很強調任何在自己國度或是社會裹面存在的網絡數據，都一定要寄存在本地的中央數據庫，令數據本地化。這會對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有很大的隱憂。”
王松蓮：香港的人權倒退與中國內地狀況息息相關
在4月20日星期三，被美國制裁的李家超所擁有的YouTube賬戶，因為違反了美國的制裁令而被YouTube宣布凍結。Facebook母公司Meta就表示，作為一間美國公司須受到美國法例約束，若識別到帳戶持有人被美國政府列入管控名單，Meta有法律責任對這些帳戶採取措施。Meta表示，李家超可以繼續使用他名下的Facebook及Instagram賬戶，但不能使用涉及任何支付行為的服務。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中國部高級研究員王松蓮也是會議與會者之一，她感謝美國政府持續關注香港的人權狀況。
她說：“但是香港的人權狀況的倒退其實是跟內地的人權狀況的倒退是息息相關的。如果要討論如何解決香港的問題的時候，我們也必須要解決大陸的人權狀況，在習近平的統治之下嚴重倒退。”
她又說：“我們呼籲美國政府和其他支持民主的國家，可以採取一些措施，包括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立一個特別的機制，去長期和定時地監察，以及就中國和香港的人權問題作出報告。”
外國在港企業受壓被迫順從國安法
王松蓮亦建議美國政府評估美國公司在香港做生意時，會否受到《香港國安法》的壓力，並確保美國公司需要為他們在香港的活動作人權方面的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她說，有建議美國立法要求企業一旦向香港政府或相關人士提供服務時，需要有財政上的透明度。
美國孖士打律師事務所（Mayer Brown）去年曾經代表香港大學去信支聯會，要求在10月中的限期前移走丹麥藝術家高志活（Jens Galschiøt）創作，紀念1989年六四屠城受難者的國殤之柱。在壓力下，孖士打律師事務所在發信一個星期後決定不再代表港大處理國殤之柱事宜。張崑陽說與會者也有提出，孖士打律師事務所是否有協助香港政府打壓自由的問題，希望美國政府督促企業遵守應有的道德標準。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向美國之音表示，圓桌會議旨在了解香港目前的人權狀況，以及聆聽與會者的建議，讓美國和國際社會了解如何採取應對措施。發言人說，會上談到對香港自治、民主進程和自由的威脅，又重點討論了透明和負責任的管治的重要性。發言人又說，美國將會繼續向中國和香港政府表示關注，並繼續提倡中方承諾給予香港的高度自治，以及香港人的權利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