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襲警失敗完成服刑後被押解出境的美籍律師塞繆爾·菲利普·比克特 (Samuel Phillip Bickett)，在回到美國接近一個月後，反思了自己在光復香港民主路途上的角色與前途，表明願意讓自己的獨有背景，勇敢地為香港人繼續響亮發聲，希望能在新一屆特首就任之際，拖慢香港急速“沉淪“的步伐。
比克特自上月遭香港政府從獄中直接押解出境返回華盛頓後，一直休息並開始從新思考未來個人路向。37歲的他近日接受了美國之音中文部的視頻專訪，詳細談到了從過往坐牢經歷、個人動向、美國對港政策、以至在香港的美國人及美國商界去留議題。言談間，他設身處地考慮了不同人、群體以至美國政府的處境，沒有顯示出一副中國政府經常批評的“美國人以人權救世者傲慢自居”的態度。
接觸流亡港人 望今後能發揮法律專長
比克特首先提到了這幾個星期以來，接觸了不少在華盛頓與紐約等地的流亡香港人。他形容，目前的心情並不焦急，不急於尋找加入某一組織或機構；相反，他耐心地認識自己，要知道自己的強弱，尋找一個合適位置，繼續為香港的人權貢獻一己之力。
除了計劃著書，記錄自己在香港過往所經歷的一切外；也正因為自己的法律專長，他希望能在這領域發揮，特別是撰寫報告，監察香港法院的最新表現，提醒外界香港法治還能否有效地維持下去。
沒有顧慮 能為香港民主人權大聲疾呼
比克特對美國之音說，他很清楚自己身為美國人，有些獨特地方是可以更無憂地為香港發聲。他會利用這些優點，為他熱愛的香港大聲疾呼。
比克特說：“與很多的流亡港人不同，我沒有父母在香港，我也沒有兒女在香港。我知道有很多流亡港人縱使在海外，他們也感到需要隱藏身份。他們需要保持沉默。因為他們還有家人在香港生活，他們不能作出很大的動作。我便沒有這問題。這種處境容許我以真實個人身份，不受束縛，(就著香港的議題)公開地發表意見。”
不過，當年2019年反修例運動期間，導致他牽涉官司被控襲警的案件，從來都與他美國人這種身份無關。一直以來，他都強調當時是希望制止暴力進一步發生，才會被誣告襲警罪。
他在保釋期間就定罪及刑期提出上訴，法官杜麗冰在2月8日在高等法院宣佈駁回上訴，結果需要即時入獄，完成餘下刑期。
在完成刑期後，他原本希望能在香港逗留數天，與朋友道別，但入境處拒絕他的要求。比克特從赤柱監獄直接押往入境處羈留中心，然後直接押上離港航班。在抵達土耳其伊斯坦堡時，更遭禁制個人自由8個小時並拒絕發還護照。比克特說，土耳其官員告知，這是因為香港政府的“例行請求”。
需要接觸 很難極端地從國際組織中踢走香港席位
香港政府這樣對待他，會否與美國政府對港的政策不夠強硬有關？是否港府也不放美國政府在眼內？比克特並沒有指責現屆拜登政府，也不想牽涉入美國的黨派政治。但他認為，現屆美國政府的對華和對港政策與以前比較已經有所改善，聯繫盟友的方式共同對抗威權，所以他並不認同有人指責拜登政府只懂流於宣之於口的聲明形式。
外界有一種意見認為，自2019年反送中運動後，美國對香港破壞中英聯合聲明中承諾的高度自治而作出的制裁，均未能有效壓止港府有所收斂；所以有必要再提升制裁力度，例如把港元與美元脫鉤，又或著把香港從國際組織中踢走，以反映“一國兩制”據稱不再存在的事實。但比克特認為，儘管他當然不贊成威權政府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佔一席位，但如對付北韓而言，有時候很難做到這極端地步，因為國際社會仍需要與這些政權接觸談判，所以同樣的道理也引伸至香港政府上。
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外資應撤離香港 但不寄予厚望
美國政府的角色不能過於極端，那麼仍然留守在香港經商的美國企業和生活的七萬多名美國公民又應否在此時離開香港，不讓香港有藉口繼續聲稱它是國際城市？比克特認為，包括美國公司在內的外資企業現在是時候離開香港。不過他亦承認對這些外資企業不太寄予厚望，因為他們在資本主義市場下由始至終都只是唯利是圖的個體，一廂情願地要求他們考慮道德責任是徒勞無功的。
比克特說：“你需要促使將賺錢唯利是圖的行為變得不值，你需要弄得很清楚，(告訴這些外資及美國公司)，就是(在這些極權政府管治的地方)營商謀利所遇到的麻煩實在太多，這方面的成本也實在太高。我想，從這一點出發考慮是重要的。因為如果我們只是不斷呼籲這些(外資)公司要兼顧道德，(而他們又懶得理會的話)，那麼最終的結果只會是一事無成。”
在比克特眼中，外資過去一直在中國的“罪孽”並不在於謀利，而是因為投資間接地促使中國變得富有，擁有財富資源對外做出軍事擴張，導致世界不再安全。所以他認為，西方國家應該要對此反省，改用誘因或懲罰措施，促使各國的外資企業盡早撤離退出中國。
西方國家的企業以商業角度營運，在撤離香港這議題上，美國人又可會來得較輕鬆容易？比克特同樣地認為，每個家庭都有其苦衷難處，所以他不會站在道德高地，對所有在香港的美國人指指點點。
明白個別美國人苦衷 不會勸籲他們撤離香港
比克特說：“我不想對任何個人說他們應該做甚麼事情，或是他們應該在那裡生活。這是真的！我想美國人有他們的理由選擇留下(在香港)生活，或是遠走他方。例如，若美國人有(香港本地)的伴侶與兒女，我不會去責備他們選擇留下來。我不會去責備他們決定留在香港。……但我想補充一點的就是，過去幾個月以來，香港的嚴厲防疫政策，已經喚醒了很多(仍然在香港)的美國人及西方國家的人痛苦地認識到，極權政府是不會將他們分開處理，他們是不會安全的。”
著明政治犯被針對 望社會大眾加以關注
回顧在囚經歷期間，比克特說他曾經與很多在囚人士交談，他從中得出的結論認為，一般的政治犯還未被專門針對；但是在社會上略有名望的，却被懲教署高層加以欺壓，這是值得社會大眾加以關注的。
比克特說：“如黃之鋒、黎智英，以及去年1月(因曾經參與前年7月立法會初選)被捕47人案中的22人都自此被單獨囚禁。他們(港府)聲稱這樣做是因為要保護他們(這些在押或服刑人士)，使他們免受其他囚犯騷擾。這其實是廢話。這其實反映了懲教署高層官員借此手段去打壓他們，使他們受到更進一步的迫害。”
上訴案件至終審法院 不對勝訴有太高期望
提到自己的襲警案件將來在香港終審法院的勝訴機會，比克特坦言只有很低的信心。他表示，上訴的目的並非只是為了堅持公義，更重要的是透過終審法院的決定，揭示出香港法治被侵蝕的程度。
比克特說：“強迫終審法院選擇接受或拒絕(我在上訴中提出的理據)，我們其實在這裡真實地表明了一點，就是你(終審法院)需要就著你還否仍有獨立審理案件的能力這個前題，作出一個表態。我想我不會獲得勝訴。但即使我們真的敗訴，這結果便幫助我們得到更多證據，去進一步證明香港終審法院已經不能再作出司法獨立的判斷。他們也不願去行使他們應有的司法權力。在這樣的推論下，我們便(有更多理由)去集中推動更多外籍法官辭職離開香港終審法院。”
比克特並且指出，在下一級的地區法院，早已經看到個別法官因洞悉局勢變遷，北京與香港警察操控大權在手，所以寧願對強權阿諛奉承，在審判案件時放棄法律原則，逢迎當權者的旨意。比克特認為，在終審法院這個層面上，這些大法官儘管對目前局勢的態度天真，但最起碼他們會嘗試維持法治，儘管他們看起來力不從心。
李家超早已大權在握 上任後香港不會急速惡化
談到外界一致認為毫無懸念將會當選新一屆香港特首的前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比克特並不認為香港將會迎來急速惡化的局面。他相信，現任特首林鄭月娥早已經被李家超架空，因為李家超就任政務司司長期間，早已經大權在握。
比克特說：“我預測李家超是不會急速地將香港變得進一步倒退惡化的。(在他當選就任後)，我們將會看到香港的情況會像目前，逐步地崩壞下去，如在保障香港人權與侵蝕法治方面。我想李家超其實最少自去年已經開始真正地統治著這個城市。我想包括北京的建制派與民主派的支持者，所有人都鄙視林鄭月娥。我不認為任何人還會真正相信在過去一段時間她在統治著香港。李家超(在去年)已被委任為政務司司長，他是北京的(國家)安全守護者，這也正是為何我說香港早已經是一個警察城市，這早已經維持了一段時間。”
寒蟬效應蔓延 最終香港只會受害
最後，使比克特最擔心的倒是香港社會在“港版國安法”下的 “噤若寒蟬”效應。他不希望香港社會變成與中國大陸一模一樣，在交通意外現場中，因害怕善心被騙詐，只懂冷漠地就手旁觀，不施予援手。他舉了一個親身經歷的例子，就是去年12月30日歌手何韻詩與大律師吳靄儀因涉及《立場新聞》的案件分別從西區警署保釋出來的時候，眾多前來的支持者却鴉雀無聲，只有他一人高呼表達支持。他頓時感到錯愕。
比克特說：“當何韻詩(從警署)出來時，我歡呼了一會兒，(但同時間在現場)完全沒有人歡呼，所有人只是站在那兒。這個對比，使我感到異常詫異，氣氛感到僵硬。這種沒有反應的表現，反映了現時大眾已經感到恐懼，就連只是互相送上祝福的願望，也不敢表達。這種恐懼已經蔓延至任何意見的表達，表達本身就是太過危險了。”
比克特總結說，他不希望這種恐懼在香港蔓延，更不希望香港人之間的心靈距離不斷拉開擴闊，因恐懼而導致冷漠，拉開了社會大眾的距離，最終受苦的也只會是整個香港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