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二（6月6日）多家美國主要媒體報導，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預計將在未來幾週內訪問中國。最近，拜登政府已經派出了多名高官訪問北京。如果布林肯得以成行，這將是他自今年初因中國間諜氣球事件導緻美中緊張局勢爆發以來首次訪問中國。
這些跡象讓外界似乎看到墜入低谷的美中關係有望回暖。美國的專家學者對此反應不一。有學者認為，過去半個世紀美國的對華接觸政策已經失敗，拜登政府卻還在追著要跟北京對話；但也有專家認為，保持接觸是預防衝突的重中之重，拜登政府對華競爭加對話，是一種“更準、更狠”的對華政策。
范亞倫：美國不應乞求中共對話
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和國際事務學教授范亞倫(Aaron Friedberg)對拜登政府尋求與北京對話的努力不以為然。
“如果中共當局拒絕對話，就像他們在很多場合所做的那樣，我們就不應該追著他們要求對話。我們只應該表明我們願意在他們選擇好的某個時候進行對話，但我們不會去乞求他們。”
最近，儘管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論壇上，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拒絕與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對話，拜登政府仍罕見地派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 秘訪北京。這讓人想起老布什總統在六四鎮壓後數日派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作為密使前往北京面見鄧小平，試圖穩住當時幾乎坍塌的美中關係。
本週，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康達(Daniel Kritenbrink)與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與台灣事務高級主任貝莎蘭(Sarah Beran)星期一也到北京與中方會談，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韋丹特·帕特爾(Vedant Patel)說，此舉是為了“負責任地管控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因間諜氣球後暫停訪華，雙方幾乎失去了所有溝通渠道。
范亞倫還批評康達選擇天安門大屠殺週年紀念日的6月4日訪問北京是個“錯誤”，暗示本屆政府似乎對中共被普遍譴責的人權侵犯行為並不十分在意。 “這是個非常糟糕且不必要的錯誤，本來可以很容易避免的。我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他說。
范亞倫曾在2003至2005年間擔任前美國副總統切尼辦公室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他去年發表了檢討美國對華接觸政策的新書《誤讀中國》(Getting China Wrong)。他的結論是，過去半個世紀，美國的對華接觸政策是失敗的。
他認為，從這一戰略制定者預設的目標看，無論是希望“中國成為現有國際秩序中所謂的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還是“促進中國的經濟體系進一步自由化，並最終推動其政治體系的民主化”，“所有這些事情都沒有發生。因此按這個標準，除了該策略失敗之外，很難得出任何其它結論。”
他指出，這一政策失敗的關鍵是，“中國共產黨如此堅決地保持其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他們制定了反制美國推動中國變革的戰略，並“被證明是成功的”。范亞倫將此“歸功於中共領導層為維護政權而採取的殘酷而有效的策略，使我們今天仍處於這樣的狀態。”
2020年7月23日，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尼克松總統圖書館發表了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的重要演講，宣布過去幾十年美國共和民主兩黨政府實行的對華接觸政策的終結。
“我們必須承認一個無情的事實並應以此作為我們未來幾年和幾十年的指導：與中國盲目接觸的舊模式根本做不成事。我們絕不能延續這個模式。我們決不能重回這個模式。”蓬佩奧說。
那麼，在范亞倫教授看來美國應該實行什麼樣的對華政策呢？他認為，拜登政府在對華經濟、軍事方面的政策，尤其是團結美國盟友方面的成績值得肯定；美中之間也 “應該尋求保持對話的渠道，” 以及“嘗試在我們的利益可能重疊的領域進行合作，” 但是，美國必須放棄對改善美中關係的不切實際的幻想。
他還表示，美國的對華政策不應偏離與中國的競爭。他說，美中兩國現在“正處於關係緊張和競爭加劇的長期階段，我們應該專注於有效地開展競爭，而不是寄希望於也許如果我們可以找到正確的外交方式和合適的會面地點，這樣就可以扭轉局面。”
范亞倫指出，美中關係的轉變，“是深層力量的產物，而不是因為無法會晤、或這個聲明那個聲明（可以解決的），它有著深刻的根源。”
據彭博社週四報導，白宮印太協調員坎貝爾日前表示，“在（與中國）對話和外交方面，我們仍處於這一輪重新接觸進程的早期。”他說，美國認為競爭仍將是這一關係的“主要框架”。
劉亞偉：美國對華接觸政策帶來東亞半個世紀和平
但卡特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劉亞偉認為，不能全盤否定美國對華接觸的政策。他說，過去近半個世紀 “整個亞太地區是世界經濟繁榮和和平的發動機。不管中國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有沒有變化，單從東亞沒有戰事，包括台海這些年的和平，都是（美國對華）接觸政策的結果之一。”
如果尼克松總統上世紀70年代初打開中國大門是美國對華接觸政策的開端，那麼劉亞偉認為，“如果不接觸的話，蘇聯也不會這麼快地在冷戰的時候敗下來”。難道不接觸“中國就能變得更不能夠對美國構成挑戰？”他反問。
事實上，自習近平上台後，就已更明確宣示中美關係必須按照中共的標準界定。 2014年9月，前美國總統卡特前往北京參加慶祝兩國建交35週年活動，被習近平羞辱性接待，不僅對原定安排隨意刪減變化，而且只安排時任國家副主席李源潮主持慶祝活動，以至於卡特總統一度考慮提前回國。陪同前往的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主任夏偉(Orville Schell)事後寫道，“這次訪問的總體效果……是讓訪客感到不可能進行真正的接觸。”
但劉亞偉認為，“不管最近10年怎麼樣，45年（自卡特總統促成美中1979年建交算起）下來，中國人民生活的改善，中國人民相對的自由，中國老百姓能發家致富，能夠自己創辦自己的企業，所有這些都是跟當年的接觸政策是息息相關的。”
有類似感受的還包括《華爾街日報》華裔記者魏玲靈。她最近撰文指出，美國對華接觸的政策，讓她實現了自己的美國夢，並“使許多中國人有可能通過到西方來或與西方公司合作、或僅僅因為貿易使周邊經濟騰飛，從而實現了他們的夢想。”
魏玲靈1999年獲准進入紐約大學商業新聞項目深造，當年正好發生了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事件，兩國關係跌入低谷，但由於中國江澤民政府仍以經濟發展為首要目標，從而並未使兩國脫離接觸。
2010年魏玲靈成為美國公民後，被派往北京任《華爾街日報》駐京記者。但2020年在習近平發動的驅逐西方記者運動中，她也被逐出了“自己出生的國家“。
魏玲靈在文章中並沒有明指是北京還是華盛頓要對雙方接觸政策的終止負主要責任，但她說，“過去三年，美中關係變得越來越緊張，競爭有時甚至是直接對抗取代了接觸”；她說，在接觸政策下西方正在贏得中國人心這一事實，正是“習近平試圖將中國與外國影響隔離開來的原因之一”。
拜登對華政策“更準、更狠”？
劉亞偉說，拜登政府上台之初，北京的中美關係決策者們都期待熟悉中國的他會修正特朗普的對華政策。但是結果是，“他不但沒有修正，還全盤地接下來，而且把對華政策搞得比特朗普那個時候應該是更準、更狠。”
“拜登對華政策的一個特點，就是競爭歸競爭，合作歸合作，真要對抗也不在乎。那中國對這種做法不是特別能接受，因為中國覺得要合作就最好擱置競爭，而拜登政府現在做法是該競爭的地方一點不手軟，但又覺得不能進入新的冷戰，不能因為沒有溝通渠道最後發生誤判或事故，”劉亞偉說。
劉亞偉表示，中國認為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實質是，“要么你（北京）改變言行，要么就把你從現行的國際秩序中踢出去。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拜登對華政策的精髓吧。”
有一位叫“量子躍遷”的網友也有類似的評語。他寫道：“美國對中共正採取一種鬥而不破、笑裡藏刀的策略：一方面，對中共的遏制和打擊環環緊扣，毫不手軟；另一方面，又對中共笑臉相迎，及時給中共做美容上面膜，養護好中共的‘面子’。拜登政府通過這種又打又拉的策略，導致中共進退失據，有苦難言。”
週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網站發表了該雜誌副主編詹姆斯·帕爾默(James Palmer)的文章《為什麼北京不與華盛頓接觸》 (Why Beijing Won't Engage With Washington)。帕默認為，習近平根本看穿了拜登與中國對抗的實質。他說，中國一直拒絕拜登政府對話的提議，部分原因是，中共高層領導人對華盛頓不說“脫鉤”改說“去風險”、不稱中國為敵人而稱競爭對手，都沒有改變他們對美國的看法。
“歸根結底，白宮所設想的願景—兩個有重大分歧的大國可以繼續做生意—對北京的領導層來說沒有說服力。中國對與美國接觸一直缺乏興趣似乎來自高層。”文章說。
普林斯頓大學國家政治和國際事務學教授范亞倫就此警告說：“有些人只是被他們狹隘的利益所驅動，他們對（接觸）政策的持續支持，是這一政策已明顯無以為繼之後仍得以維持的原因之一。”
但也有評論認為，拜登政府在與北京激烈競爭的同時不斷尋求與北京的接觸，並非不知道這種對話難以解決雙方根深蒂固的分歧，而是為了鞏固與盟友的關係，“看，我們一直在敦促北京進行對話。”
不過不管對話的目的為何，劉亞偉認為，未來美中關係必須“要有足夠的交流和溝通”，只有這樣才有可能避免在台海、南中國海、東中國海等諸多熱點問題上出現武裝衝突。 “我覺得這個是重中之重”。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