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難民日，美國之音以三部份的系列報導講述香港政治難民在英國等候審批時，面對的重重問題，以及他們如何找出新的路向。
在第二部份，兩位在英國申請政治庇護的香港人都在漫長等待中，感到自己精神健康受損，發覺要改變自己的生活，尤其是透過尋找適合的運動。
在2019年，李家偉在選舉中獲勝，成為了一名區議員。他其後參選立法會，有簽署《墨落無悔》聲明，一份在民主派初選47人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案中的證據，他感到自己有風險，決定在2021年3月離開香港。他在同年7月才決定申請政治庇護，要等到去年1月才約到與審批官員會面。
他認為，官員不清楚香港發生的事，又質疑他為甚麼數月後才申請，更曾經錯誤懷疑他是非法入境，令他感到申請過程混亂。幸運地，透過國會議員協助，他在一個月後就進行第二次會面。不過，官員仍不了解情況，一般會面會是一到兩小時，他則花了差不多四小時。
他沒有要求翻譯，但不知為何官員安排了一名翻譯，對方更與他明顯地有着相反的政治立場，令會面變得相當奇怪及不愉快。
他說：“結果情況是，我解釋了很多次，但翻譯官的轉譯略過了很多細節，以及是有偏見的。例如他會明顯地稱呼我們為暴徒，但我用廣東話的說法並不是這樣的。我當初有試過說，我不太需要翻譯官，不如不要用翻譯官，但他們堅持要有翻譯官，因為他們認為翻譯官去綜合說的內容，沒有那麼冗長。”
李家偉在審批會面前，呼籲香港人不要在2021年立法會換屆選舉中投票，被香港廉政公署通緝。他指出，官員在會面時未有查看他提交的廉署網上通緝名單截圖，令他感到官員根本沒有認真處理。第二次會面是申請過程最後一步，在16個月後，李家偉仍未有聽到任何回音。
申請過程感壓力
在2019年，Karson是理工大學裹的示威者，被捕後他成功“踢保”，獲無條件釋放，但擔心會再次被捕，於是決定離開，在2021年7月到英國。他自言下機時十分緊張，忘記了要在關口申請政治庇護。他先暫住在酒店，預約申請政治庇護需要等一個月。住了十多天後，他已經用盡手上的錢，於是決定聽從“港援”的建議直接到入境中心敲門。
他形容整個申請的過程有很大的壓力，在數小時的等待過程，他感到中心的保安不斷冷嘲熱諷他，威嚇他說，如果他使用電話就會取消他的申請。他說，很不理解保安為甚麼要這樣做，因為這很影響申請者的心理狀態。即使見過官員後，開始等待審批，他仍然感受到壓力。
他說：“其實這種壓力每天都有，很大很深遠。難過嗎？很難過。辛苦嗎？很辛苦。我只能有信念，我不可以令家人擔心，所以我一定要捱過這一關。再者，在這裹起碼我不用擔心安全。這些全都會過去的，慢慢努力，慢慢來吧。”
生活煎熬
李家偉到英國後，有三個月都住在所謂的“家長屋”中，即是民主派支持者的家中。在其後的一年裹，搬過11次家。終於，他搬進一名朋友家中，已經住了一年多。
他說：“過程是很困難的。作為一個剛到埗的人，不要說生活或其他事，連住都未解決，再加上不能工作，沒有事可以做，只是不停搬家，搬來搬去，其實是很折磨人的。不只是我，我想特別是財政負擔更加大的朋友，可能有些是學生，可能會更加嚴重。但我當時覺得很辛苦，這件事很煎熬，當時完全生存好像沒有目的一樣。去到終於有地方定居下來，你才開始有時間去思考，我以後要怎麼辦？但之前的時間是，我今日不知明日事，不知道到底會發生甚麼事，所以是比較煎熬的，特別是來到的第一年。”
他說，起初自己有如一位隱蔽青年，每日只能到超市買減價菜、煮飯、玩遊戲。在英國的第一個冬天，有一刻他發覺自己精神健康不妥，必須改變生活。
他說：“我當時躺在床上，我自己整個腦袋都在想，我受不了，我很想回香港。當時我真的有這種想法，我真的去了看回香港的機票。第二朝醒來，我覺得，為甚麼我會這麼傻？但是你就發現有這種警示，這種生活不能持續下去。當時我就開始令自己不再遊手好閒，開始找事情做，有很多人選擇去健身，我就選擇了一些運動去做，以及看看書煮寫文章，慢慢發現我抒發了情緒，我的日子原來也不是這麼難過。”
情緒抓狂
Karson獲分配到倫敦一間酒店居住，酒店提供三餐，但變相他每星期收到的津貼只有大約8英鎊，即是約10美元。由於未能工作，即使酒店位置交通便利，沒有收入下，他亦只能跟住在附近的朋友聚會，有需要才坐車，盡量省錢。
他說，起初住進酒店的經歷令他很壓抑，職員誤以為他必須要隔離十天，他不斷解釋他已經打了兩針疫苗，並不需要隔離，對方到了第五天才確認他的說法正確。他住在地底一層，那五天望出窗外，只能見到一幅牆。
他說：“那幾天的情緒是超級差。差到我不知道怎好，個人好像抓狂一樣，狀態接近瘋癲，每日都在行屍走肉，很想很想出去。因為我不是自己選擇留在這裹，而是被逼留下，所以那五天很難過。”
運動改變心態
李家偉說，他知道自己必須要改變生活後，無意間找到了一家射箭會，一個他從來都沒有考慮過的運動。藉此，他的生活豐富了不少，認識到一群新朋友。
起初，他感到政治庇護者的身份“羞恥”，只敢對新朋友說謊，自己曾經是記者，因為新的簽證政策而來。在認識差不多七個月之後，他才願意道出真相。
他說：“我想特別是歐洲國家，大家都會覺得有政治庇護者很正常，他們反而都會想知道你的故事是怎樣，有很多人會想，怎樣才能說出香港的故事？很多人掙扎這一點。但其實當你願意說你是政治庇護者，其實你可以說出你的經歷，你已經在說出屬於你的香港人的故事。那時當我慢慢意識到原來政治庇護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原來去講自己的故事是很重要時，我就發現這件事也不是那麼羞恥，原來是這麼簡單就可以說出來，人們是那麼願意去聽，亦令更多人知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李家偉獲得一家大學取錄，在9月將會就讀碩士學位，他很期望開展新的一頁。
“精神健康重要”
Karson仍在等待第二次與審批官員會面。他說，他每天的生活圍繞讀新聞、學英文、做運動。因為他很喜歡踢足球，“不怕醜”地加入了很多群組，在英國認識了很多好朋友，大家互相幫忙。他說，運動是令他釋放壓力的好方法，平衡了生活，令自己少一點胡思亂想。
有報道指，一名等候政治庇護的香港女生兩年前在曼徹斯特自尋短見。Karson提到這件事後，說自己在2019年到2021年之間患上抑鬱症，深深明白精神健康的重要。
去年6月12日，Karson參加港人組織在英國國會外的集會，他上台發言時，決定脫下口罩。他說既然自己不會回到香港，揭露自己的身份是為了讓集會參加者信任他，也給其他示威者一點勇氣，不要害怕面對自己的創傷，要尋求協助。一年後的集會，他再次上台鼓勵他人。
他說：“（我）希望讓他們知道，在這裹他們不會被當成瘋子，精神健康都是健康，精神健康影響身體，身體會影響精神健康，其實是環環相扣的，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身體及精神復原。這是應該被重視的，而他們本身也應該是被大家重視的人，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把他們找出來，幫助他們，因為可以支援他們的資源是有的，只有越多的人行動，才能把他們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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