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難民日，美國之音以三部份故事的系列報導講述香港政治難民在英國等候審批時，面對的重重問題，以及他們如何找出新的路向。
在最後一部份，兩位在英國申請政治庇護的香港人透過不同的工作及身邊的人，找到生活的新方向。
在2019年，顏志昇在理工大學拍攝示威現場，他形容是用“自己的方法”逃出戰場，而沒有被捕。他帶同他拍下的片段到達英國，剪成《因為愛所以革命》一片。顏志昇說，他的片段中有不少示威者的樣貌，留下來或會危害其他人，自己亦可能被控暴動罪。
他未有在入境英國時立即申請政治庇護，原因是他需要在逗留期間出境到瑞士參加影展。去年4月，在他逗留英國的期限將至時，他申請了政治庇護，到去年10月與審批官員見面。
獲得在英港人支持
顏志昇有自費找律師幫忙，亦找到政界人士為他寫信支持他的申請，但至今未再收到任何關於申請的消息。
作為政治庇護申請者，他不能工作，只能住在朋友家中，但他的生活都是圍繞着拍攝及製作紀錄片，以及出席放映會的問答環節。
他說：“我經常覺得，直到這一刻我都感到很慶幸，很多街坊，很多香港人都在英國這邊幫助我，給了我很多支持。至少不能工作、不能租屋的我不是無家可歸，不是沒飯吃，還可以繼續去做放映，和大家分享，將作品帶到不同地方。我昨日（6月中）才做完一次網上問答，在加拿大的卡加利。我覺得很多這樣的限制，因為我未有身份，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要努力向前行，才能令這些限制不能限制我想做的事。”
“我是最幸運的一位”
在2019年，Natalie是一名社工，有在示威前線作人道支援，在警察及示威者中作緩衝。作為理工大學畢業生，她覺得有責任到理大示威現場，幾天後因為暴動罪被捕。她繼續在香港做社工，到2021年中感到或許會再度被捕，於是決定離開香港。
她先到了台灣讀碩士，但在一年之後又發覺，要在台灣長久逗留相當困難，於是再於去年3月到英國申請政治庇護。在經過首次官員會面及填寫相關文件後，她就未再聽到任何消息。
在訪問中，Natalie經常強調自己是申請者最幸運的一人，因為她到英國前已經有朋友願意讓她在家中居住，又很快成功找到法律援助。
她希望繼續學業，但礙於學費高昂，Natalie將自己的時間投放在義務工作中，幫助“港援”舉辦活動，亦有在社區的慈善店做義務店員。此外，她又在幼兒園作為義務教學助理照顧小孩，幼兒園更在聽取她的解釋後，願意免除她在香港的無犯罪紀錄要求。她亦要準備英文試，以便他日換取英國社工牌照。
她說：“我未去到隱蔽地生活，不去街，沒有活動，但始終這種生活是有種彷徨，因為沒有工作的穩定，以及擔心零收入。把台灣也算進去，我已經兩年多沒有工作，那種感覺是… 所以我唯有用義工去令自己不要太頹廢，不要太封閉自己，出去做義工就一定會接觸人，會對我的狀態好一點。”
“不捨得英國戰友”
來到英國超過一年，顏志昇可以申請工作，他說即使工作範圍狹窄，他也會考慮嘗試自行維生。他又說，自己在英國認識了伴侶，伴侶慢慢也發覺可能連她未必能回到香港。有朋友問他會否考慮轉到加拿大或其他國家，或許更容易申請政治庇護。
他認為，作為先行的申請政治庇護者，他的責任是先讓自己站穩陣腳，去幫助後來搬到英國的申請者。
他說：“我來的時候是一個人，但現在不再是一個人，不只是有我的另一半，我在這裹有很多，不只是街坊，不只是朋友，不只是網絡，他們很多是我的戰友，跟我一起把作品帶到不同地方。我們英國這邊有很多這些很好的戰友。我很難想像會再一次去經歷多一次要離開。我還未完全習慣英國的生活和地方，但人（方面），我想我最不捨得的就是身邊這群香港人。”
以社工身份幫忙
Natalie就說，剛獲得工作許可，很希望找工作。她亦會繼續在港援做義工，以自己的社工專業幫助其他申請者，但同時這種“幸運”的內疚感覺又變得一種壓力。
她說：“我有一種好像是‘我不配這麼好’，我覺得我應該和他們平等一點，跟他們的情況應該要差不多才是對的。最後我都安慰到自己，不要緊，可能我們每個人的背景不同，過來的遭遇不同，我就用我的能力去做到多少去幫忙。所以不同地方需要義工，我都會盡量去做。如果有手足需要情緒支援，或者找我，我都很歡迎。”
Natalie說，申請政治庇護者很多時不願意尋求幫助，可能是因為英語水平、或是不熟悉英國系統、甚或是他們不想再提起傷痛的記憶。她說，如果在活動見到他們，起碼證明他們沒事。
她說：“但我也自己覺得還有一些人會躲起來，會自己獨力去面對，他們會很孤單。所以，精神健康或情緒上的，我覺得都是值得大家關注。”
與媽媽關係更好
顏志昇說，在香港告訴媽媽他要離開時，令她患上了抑鬱症，他感到內疚。即使一年多未有見到政治立場不一的媽媽，但他們的關係卻變得更緊密，在訪問前更是剛剛通了電話。
他說：“我很記得她在一次放映加場時，我見到她讚好了我的專頁，在留言中給了我一個大拇指，我就很高興，還打電話去追問她。她跟我說，‘其實我有看你的訪問，不過我沒有告訴你。’所以我經常覺得，她在香港時連一眼都沒有看我的作品，作品沒有連結到她，連結了很多香港人，但她對我的情感、愛又超越了作品本身，超越了政治立場，我很感謝她。”
不過，即使他取得難民身份，顏志昇亦需要再花數年取得英國公民身份，才能把媽媽接來團聚。
他說：“我有些朋友，他們很反對用‘家’這個字，因為家永遠就是香港，就算我自己都是，我都有一個心願就是將作品帶回香港，在香港放映、首映，我都會很期待這一天。如果真的要說家，這可能是一個臨時的家。人們經常說香港是借來的時間，始終要還，我都覺得，對我來說，英國何嘗又不是借來的時間，我都是借來暫住，等到有一天，如果可以的話，我就回香港。”
家人過身卻不能回家
Natalie說，英國生活其實不太難過，但一個多月前她的嫲嫲過身，令她有想過回香港。
她說：“都有很多內疚感，其實我是否應該在香港呢？在香港會否陪伴她的時間會長一點？很多這些想法。然後我會再想得差一點，今次是嫲嫲，如果是下次是我媽媽呢？我媽媽大病，老天保佑，我就會想，我到時是回還是不回呢？”
另一件她擔心的事，是在英國的香港人逐漸融入新生活，慢慢把香港的事放得更低。
她說：“我希望大家還有時間，還有能力，就真的要出來，對香港的手足說，我們這邊還在努力，還記得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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