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10萬香港人已經搬到英國，展開新生活，但有調查發現，不少人有明顯的心理健康問題，但英國未有針對性的措施。研究員警告，若果不好好處理，長遠或者變成未來幾十年的心理健康危機。
一個由英國香港人團體進行的調查發現，接近一半受訪移英港人有抑鬱或焦慮症狀，又有約四份之一有與香港政治情況有關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同時，有大約六成受訪者表示，他們搬到英國後，認為自己的心理健康有所改善。
“英國港僑協會”（Hongkongers in Britain）與劍橋大學健康、醫學及社會哲學碩士生Mark Liang共同進行調查，是英國首次有這類研究。研究團隊在今年3月至4月向在英港人發放網上問卷，收回658份有效回覆，當中有接近九成被訪者持有BNO簽證，其餘是持有英籍或正在申請政治庇護的香港人等等。受訪者中，最多人是界乎35至44歲，有近200個回覆。受訪者中，最多人在英國已經居住了七到11個月。
調查發現，百分之18.9的受訪者有臨床上顯著的抑鬱症狀，而有臨床上顯著的焦慮症狀的則有百分之25.8。百分之23.8的受訪者有臨床上顯著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症狀，而那些症狀與2019年香港抗爭運動以及《香港國安法》的實施有關。
政治問題影響心理健康
研究員Mark Liang指，英語水平、就業、與家人及子女的關係問題影響他們的心理健康，這些都是移民通常會帶來的問題。此外，有獨特的政治因素影響港人移民群體的心理健康。
他說：“有相當一部份在英港人擔心討論政治會招致報復，同時擔心仍然在香港的人。這是我們的重要發現之一，即使這些BNO（簽證）持有人已經到了英國，一個尊重法治和言論自由的地方，但仍然有因素窒礙他們公開談論自己的心理健康問題。有些受訪者說他們仍然有家人在香港，會想回去探望他們，這令他們很難討論政治情況，因為他們不想變成流亡者或者被通緝，不能回去探望家人。”
Mark Liang說，設計問卷時，關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問題放在較後部份。有大約百分之10的受訪者見到相關問題就關掉問卷，沒有繼續回答下去。問卷其後有更多政治相關問題，就有更多人選擇關掉問卷。
調查發現，接近四份之三的受訪者都不會在未來六個月內尋求心理健康治療，接近一半人更是從未與家庭醫生見面。他們更願意和家人及朋友討論心理健康問題，之後才找心理輔導員或者團體對話。在英港人亦不信任華人團體，以及非洲裔、亞裔及其他少數族裔（Black, Asian, and minority ethnic, BAME）團體，不願意與他們討論心理健康問題。
Mark Liang說，英國政府歡迎香港人計劃有撥款給公民團體，向港人提供心理健康支援服務，但有取得撥款的華人團體被懷疑受到中共滲透，令香港人非常不願意向這些團體尋求幫助。
他說：“現時已經有一些為亞裔及華人提供心理輔導的團體，我們見到對於這群香港人，他們不信任這些團體，可能是因為政治因素，而比較不是因為語言，即使我們見到一些受訪者說他們想要廣東話（心理輔導）。這是比較關乎政治情況，他們擔心他們的說話會被錯誤理解，或者會在將來為他們帶來負面影響。”
英國需要度身訂造措施
他建議，英國可以加強就業、就學及定居方面的協助，透過這些方面去支援香港人的心理健康問題。他又指，英國應該要有為香港人而設的心理治療服務，例如有可以說廣東話、曾經在香港生活、意識到政治環境對心理有所影響的輔導員。同時，英國要加強香港人對英國社會支援制度的信心。
他說：“我理解的最壞情況是一個長達幾十年的心理健康危機，因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症狀不是隨着時間就會消失的，它在事情發生之後仍然會影響人的生活。”
直至去年年底，BNO簽證計劃已經有103,900宗申請，而未來五年預計會總共有約30萬人搬到英國。申請者如果滿足相關條件，到達英國五年後，可以取得永久居留權，第六年可以取得公民身份。
“需一起面對共同創傷”
英國港僑協會創辦人鄭文傑對美國之音說，他對調查結果不感到意外。
他說：“很多香港人帶着共同的創傷而來，我想大家經常都說香港人有共同回憶，其實民主抗爭亦是大家共同回憶一部份。但是無論是怎樣的回憶，在英國就變成了共同的創傷，我們要一起去面對。雖然調查結果好像是一個很嚴峻的問題，但其實反而我們在調查結果見到，大部份香港人都相信英國是很好地治癒他們這種創傷的地方。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們團結，一起去嘗試解決這個問題。”
移居英國的香港獨立政治學者黃偉國對美國之音說，他認識一個以往政治上不活躍的人，但因為2019年香港的社會氣氛，例如是受到示威中使用的催淚彈影響，以及遭到防暴警察騷擾，令這個人精神出現問題，需要求醫。
他說：“結果（他）來到英國之後，住了一段時間，他的精神狀態或是健康狀況都有所改善。”
黃偉國又說，香港人一般對於心理問題抱諱疾忌醫的態度，來到英國後也不清楚如何在當地尋求幫助。他亦質疑英國現有的組織對香港人心理問題的認知程度。
他說：“他們有沒有一個足夠的同理心或認知去處理呢？這是第一點。等而下之，甚至很多組織，這些所謂組織可能其實是由中國人，或來我們叫內地人去經營的或組織的。如果這些人竟然也能取得相關撥款，去幫香港人的話，我反而覺得是，究竟英國的相關部門去審批這些計劃書或者撥款時，有沒有認清楚這些組織的性質？這些組織說是幫香港人，究竟其實是不是這回事？”
英國港僑協會創辦人鄭文傑說，解決香港人的心理創傷，答案不只在於個人層面。
他說：“解鈴還須繫鈴人，真正要去治癒香港人集體的共同創傷，就一定是要還香港社會一個公道，一個符合公義、程序的社會才是真正解決香港人共同創傷的靈丹妙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