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3月初解除“口罩令”等防疫措施後，星期日首次有組織發起遊行，反對當局在將軍澳接近民居的地方進行填海工程。這次遊行警方施加史無前例的嚴苛限制，包括限制人數不能超過100人；所有遊行人士必須佩戴號碼牌；遊行隊伍頭尾自行拉起封鎖線圍封，嚴禁中途插隊；以及不可佩戴口罩等蒙面物品。主辦單位表示，有80人參與遊行，形容掛牌遊行有如猶太人戴臂章，也是 “行為藝術”突顯現今香港的荒謬。有市民慨嘆香港遊行都這麼困難，但也珍惜發聲的機會。
在香港實施接近3年的“口罩令”3月1日起正式解除，所有防疫社交拒離措施，包括限制遊行集會的“限聚令”亦全部結束，港府形容香港全面“復常”。不過，香港疫後首次獲警方批出“不反對通知書”的遊行，郤與過往的“常態”相差甚遠。
疫後首遊行掛頸牌拉封鎖線
位於新界東部將軍澳的一個住宅區 - 都會駅業主委員會，星期日(3月26日)發起遊行，反對當局在將軍澳132區填海，並將混凝土廠、公眾填料轉運設施，以及廢物轉運站等6項厭惡性設施遷至該區。
主辦單位上星期五(3月24日)獲警方批出”不反對通知書”，成為新冠肺炎疫情後，也是《港版國安法》實施接近3年來，首個涉及反對政府政策的公眾遊行。不過，警方施加史無前例的嚴苛限制，包括限制人數不能超過100人；所有遊行人士必須佩戴號碼牌；遊行隊伍頭尾自行拉起封鎖線圍封，嚴禁中途插隊；不可佩戴口罩等蒙面物品。
警方規定主辦單位必須確保遊行不會有“不利國安”的行為，並列明不限於具煽動意圖的言行、文字、言論或刊物。警方又規定，遊行期間如果發現參加者作出不利中國國家安全的行為，主辦單位必須立即通知警方及廣播呼籲對方停止或離開，如果主辦單位“容受或准許”任何人違反警方施加的規定，可判監1年及罰款港幣1萬元(接近1,300美元)。
主辦方指限制極度侮辱突顯香港的荒謬
遊行申請人、將軍澳民生關注組召集人陳展浚星期一(3月27日)早上接受電台訪問表示，估計今次遊行有80人參與，他覺得警方的限制極度侮辱，他認為參加遊行是市民的自由，掛頸牌和索帶圍封是不合理要求，形容有如被人“圈養的豬”，以及猶太人戴的臂章，也可以說是“行為藝術”突顯現今香港的荒謬。
至於主辦單位估計遊行人數約80人，但警方估計只有65人，為何兩者仍有差別﹖陳展浚回應表示，主辦單位派出83至84個牌，”但香港警方的統計一直同市民不同”。
陳展浚又表示，過往遊行管制措施如拉索帶和管理傳媒都是警方的責任，他認為警方不能將所有責任推到主辦者和參加者身上，將參加者標籤化，大陸都沒有這樣的情況。
陳展浚遊行後接受傳媒訪問表示，警方在遊行前要全面掌握所有遊行標語及口號的內容，也不希望遊行人士穿黑衣。
遊行隊伍雨中出發高呼反填海口號
在嚴苛的限制以及陰雨綿綿的天氣下，數十名市民星期日早上11時，在遊行起點調景嶺體育館外南面公園集合，多名糾察應警方要求，向參與遊行的市民派發印上編號的掛頸牌。
多名軍裝及便衣警員在場戒備，拉起封鎖線阻擋記者進入起點範圍內拍攝，並且警告沒有掛上號碼碑的記者混入起點範圍拍攝而不願意離開的話，警方將終止遊行。
遊行隊伍11時半在雨中出發，隊頭隊尾的參加者自行拉起鎖封線前行，沿途高呼反對填海的口號。
遊行人士高呼口號：“反對將軍澳再填海、反對132區填海、反對6個厭惡性設施、我要清新空氣”等抗議口號。
帶領遊行人士形容被枷鎖困綁
在隊頭帶領遊行的都會駅業委會聯絡人李栢棠表示，被索帶圍封的遊行隊伍進程緩慢，形容是被枷鎖困綁，坦言遊行人士是介意的，不過仍然希望站出來，表達反對填海的聲音，還市民遊行集會的自由。
李栢棠說：“(遊行)進程是當相之緩慢的，因為實際上真的很多框框、框著我們，亦都好像枷鎖一樣綁著我們，不過，我們介不介意呢﹖是介意的﹗喜不喜歡呢﹖是不喜歡的﹗不過，我們都堅持能走行出來，希望將這個反對132區(填海)的聲音，令到政府聽到。因為始終香港係需要‘復常’、需要有遊行，亦都應該還公民一個權利、遊行的自由、言論的自由，並不是說這麼多的框架來框著我們的，希望接下來再有遊行舉辦的時候，政府能夠放寬、信任我們香港人。”
親政府市民首次參與遊行
參與遊行的將軍澳區居民梁先生接受傳媒訪問表示，他不滿當局不聽民意，將6個厭惡性設施全部移到將軍澳132區，與民居愈來愈接近，擔心空氣污染，影響市民健康，他又表示，這次是生平第一次參與遊行，雖然要戴上頸牌及被索帶圍封，他認為無問題，如果政府願意聽民意，他不會出來遊行。
梁先生說：“其實我第一次來遊行的，我從來沒有遊行過，係今次(將軍澳132區填海)令到我第一次正式是‘處女下海’，對政府很失望，政府為了發展137區，將那個(厭惡性)設施愈來愈近民居，現在(距)離維景灣畔大概是一公里，其實我自己本身是‘深藍’(親政府)的，我未遊行過，所以今次我忍無可忍我來遊行，我覺得(掛頸牌圍索帶遊行)無問題的，我自己覺得無問題的，其實我遊行是正當訴求來的，我不是為了反而反，是政府令到我遊行、我不想遊行的。”
70歲伯伯慨嘆香港遊行都這麼困難
年約70歲的將軍澳居民林和平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1962年到香港讀書，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的中學及大學同學，2005年起居住在當局預訂填海區一公里範圍的一個住宅區，對於當局規劃填海的議題相當關注，他上網及收聽廣播得知星期日反填海遊行，但不知怎樣取得掛頸號碼牌，加上要拿拐杖走路比較慢，他自己跟在遊行隊伍的後方，走到遊行終點將軍澳海濱長廊。
對於今次遊行要掛頸牌以及被索帶圍封，林和平感到難過，並語帶哽咽地慨嘆香港遊行都這麼困難﹗
林和平說：“覺得很難過，即是在香港遊行都這麼困難，是不是呢﹖譬如我腳痛都想遊行，但是發覺很困難啊﹗”
記者問：“為甚麼自己腳痛都想遊行﹖這麼困難都遊行﹖”
林和平說：“因為你也知道這麼久都沒機會可以遊行、可以集會，難得有機會可以出來(遊)行，這些機會很難得。”
基本法賦予遊行集會自由冀警方放寬限制
林和平表示，將來填海後有垃圾處理廠及水泥廠等設施遷入，擔心空氣污染問題，但是他預計政府不會聽民意，有關的填海計劃仍然會如實推行，作為升斗市民只能藉遊行表達心意。他又表示，星期日早上跟附近居民談及反填海遊行，很多都因為警方嚴苛的限制而不敢參加，林和平認為，遊行集會自由是《基本法》賦予港人的權利，希望警方嚴苛的遊行限制可以放寬。
林和平說：“即是我剛剛今天(3月26日)早上去游泳，很多人都知(有反填海遊行)、他們都有討論過，他們都不太敢來遊行的，即是他們怕不知道發生甚麼事，會被人抓、會被人告。《基本法》都說我們(香港人)有遊行集會的自由，應該放寬的，就算(北京)中央政府都應該放寬給我們，香港人可以和平(遊行集會)，你現在又有國安法，其實就不需要再收緊的，香港人都很和平的。”
遊行糾察指嚴苛限制非“常態”
擔任遊行糾察、53歲的趙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這次反填海遊行有很多嚴苛的限制，她認為不是一個“常態”，但她仍然很珍惜這次發聲的機會，形容今次的遊行人士已經“攞咗滿分”(拿到滿分)。
趙小姐說：“這個遊行的機會是很珍貴，雖然很多限制，亦都很希望這些限制不是一個‘常態’，我們希望可能是政府一個小小的‘測試’，我覺得今次的遊行人數未必有100人，但是這個其實我們已經是‘攞咗一個滿分’(拿到滿分)，希望給予其他香港市民信心，你勇於去守護自己有的一個自由，去表達對香港任何事項的關注。”
警方“低層次”遊行條件或損香港國際形象
記者問及會否覺得今次遊行被要求掛頸牌及圍封索帶有屈辱的感覺﹖趙小姐表示，她個人反而覺得警方今次的安排有點“搞笑”，形容是一些“低層次”的條件，也反映警方對香港人的不信任，她希望往後香港人繼續發揮風雨同路的精神。
趙小姐說：“警方要出一些這麼‘低層次’的條件，我覺得是很不信任香港人那個質素(素質)，即是香港一向是一個國際大都會、一個高質素(素質)的城市，我們的市民都是很守規矩，也很理性、很和平去表達的，我不會覺得是屈辱，我覺得是一個關卡，但是這個關卡我很有信心香港居民是‘關關難過、關關過’，都可以過度，尤其是見到一些長者，或者其他外籍人士帶著小朋友一起來參加(遊行)，我覺得這是一個大家需要去風雨同路、攜手同行的一個行動。”
趙小姐表示，今次嚴苛的遊行情況，可能會影響香港的國際形象，尤其各界關注香港是否仍然是一個自由的城市﹖
趙小姐說：“這個自由城市包括經濟發展的自由，各方面政府的政策、民生的設施、一些法例的規管，這個自由度其實香港是回歸(主權移交)前、後我們一直有的，但是很擔心為甚麼疫情之後，或者好像一個封閉的環境(社交距離限制)之後再開放的時候，你(政府)仍然是收窄了我們(市民)的空間，我覺得是給其他人的觀感會有一些落差，是有一點失望的。”
專家質疑填海項目浪費公帑
擔任遊行糾察的中科監察主席潘焯鴻接受傳媒訪問表示，今次遊行多了一個掛頸牌，他個人覺得是沒有意思，希望這些限制可以放寬。他又表示，今次遊行反對的將軍澳填海項目，涉及多個垃圾處理的項目，他認為與當局減低都市廢物的政策自相矛盾，質疑填海項目浪費公帑，呼籲當局聆聽民意。
潘焯鴻說：“我們就多了這個(掛頸)牌、甚至有人覺得是‘狗牌’，我個人覺得是不應該也都不需要，即是根本沒意思的，限制(遊行人數)100人也是一個問題來的，希望這個逐漸放鬆和改善。至於今日(遊行)主題就是反對(將軍澳)132區填海，這個問題其實就是在規劃地政方面，政府現在的態度就是我現在強勢政府，我現在就是絕對凌架性的了，所有事情都不需要同你們交待、不需要同公民交待，現在132區填海當中有6個比較不受市民歡迎、厭惡性的設施，其中有兩個分別是建築廢物及都市固體廢物的轉運站，將來很快固體廢物就會減到只有現在水平的3成左右，你(當局)怎樣告訴我們(市民)還要增加一個固體廢物的轉運站呢﹖這些簡直是在政策上面自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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