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時政分析人士普遍批評四平八穩，毫無新意的中共四中全會公報中，有一個反復出現的詞引起了香港暢銷專欄作家陶傑的注意。
“我們今天聽到了一個新花樣，叫加強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星期五（11月1日），他在美國之音時政論壇節目“焦點對話”中說。
“我猜想他準備把區域鏈（blockchain）、AI人工智能……大數據……其它很多高科技用於控制13億人的私隱，或行動、言論等動向，把所謂的一黨專政提到一個新科技的台階，”他說。
這種猜測並非空穴來風。早在幾年前，高科技治國在中國官方的論述中就已初見端倪。
2015年9月，中國改革論壇刊登的一名中共中央黨校學者的論文指出，“國家治理方式現代化的主要維度”之一是“推進大數據運用，建設智慧政府”，包括“運用物聯網、雲計算、移動互聯網、3G/4G、人工智能等智能IT技術，提高政府決策、執行、監管與服務的智慧水平”。
美國喬治城大學亞洲法中心執行主任湯姆·凱洛格（Tom Kellogg）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共產黨口中的“治理能力現代化”不同於西方普遍接受的“現代國家治理”（Modern Governance）。它不僅包含了其他國家中常見的將科技融入日常治理，從而改善政府的決策制定和整體表現的“良善努力”，也包括“通過改革提高共產黨維護政治和社會控制的能力”。
凱洛格通過電子郵件說：“自2012年習近平就任以來，中共在使用科技提高監控和控制其國民方面已經顯示出極大野心，其方式讓人深感不安。”
中國已經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視頻監控網絡，1.76億個攝像頭遍布各地。國際數據公司（IDC）今年初預測，到2022年中國安裝的視頻監視攝像頭將高達27.6億部，平均每個中國人被兩個攝像頭監控。
過去幾年中，中國成了批評者口中“黑科技”頻出的國家。美國之音去年6月曾報導，在中國公安部主辦的國際警備警用裝備博覽會上，廈門一家科技公司宣稱，他們的手機掃描儀能在幾秒鐘內破解智能手機密碼並獲取數據；北京一家科技公司說，他們的桌面和便攜式電話掃描儀能讀取臉書和推特上被刪除的信息……這些只是冰山一角。
中國還計劃在2020年建成社會信用體系。這一國家主導的記錄公民信用評分的做法已經被批評人士比作“現實版《1984》”。
香港暢銷專欄作家陶傑認為，使用這些高科技手段勢必影響中國百姓的民生，但很多中國人或許並不認為這是自身權益受到侵犯，反而享受高科技帶來的快捷和便利。
他對美國之音說：“如果這13億人口不介意，覺得這很方便，我刷一下淘寶，或者坐一次高鐵，然後我的衣食住行、我的思想動向都掌握在國家機器手裡，他們還覺得很幸福，那麼這也是他們的自由，對不對？”
近日，中國多家媒體報導說，北京地鐵將使用人臉識別技術將乘客分類。安檢人員將根據這些信息採取不同的安檢措施。上地鐵前要先“刷臉”，這件事並不影響北京市民劉女士的心情。“我們都是良民，刷就刷唄，還能防壞人呢，”她對美國之音說。
不過，並非所有中國人都願意拱手向政府交出私密信息。英國《衛報》星期五的一則報導說，浙江省金華市一所小學的腦電波監控實驗項目被叫停。家長們擔心這危及孩子們的隱私。此前有報導稱，中國多個工廠、國有企業、軍隊人員的腦電波受到當局監控。
美國喬治城大學亞洲法中心的凱洛格認為，不僅中國人需要擔心，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都應該為中國推出“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國家治理”感到深切憂慮。
他對美國之音說，“首先，我們應該關注中國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和隱私權，即使絕大多數人沒有公開抗議共產黨限制他們權利和自由的途徑，同時，我也擔心共產黨的這些手段會為其他專制政權採用。”
凱洛格說，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員無疑正密切關注著中國共產黨使用高科技作為社會和政治控制的工具，並在思考如何讓這些手段適用於自己的國家。
他說：“我們所有人都需要對抗其他國家從中國進口這類技術的做法。隨著中國全球影響力的持續增長，其通過輸出這類監控工具，在發展中國家贏得朋友的能力也會不斷增長。”
星期三（10月30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紐約領取哈德遜研究所2019年赫爾曼·卡恩獎，並在獲獎感言中談到中國。他說：“我們成全了中國的興起，期待他們會變得更加自由。作為回應，中國共產黨利用了我們的善意。”
蓬佩奧說，中國共產黨“正在尋求並使用對美國和世界構成挑戰的手段。我們所有人都需要直面中國帶來的這些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