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發動群眾鬥群眾”出新招 凸顯習近平政權缺乏自信？

台北 — 

中共“發動群眾鬥群眾”出新招 凸顯習近平政權缺乏自信？

中國日前公佈一項鼓勵民眾舉報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獎勵辦法，懸賞獎金從一萬元人民幣到十萬元以上不等。分析人士表示，中國在維穩經費大於軍費的情況下，還要推出這樣的措施，顯示習近平在各種內外交迫的壓力下，對於政權有非常強烈的危機感，才會用中共“發動群眾鬥群眾”的老路，來加強監控，穩住政權。

中國國家安全部最近公佈了《公民舉報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獎勵辦法》，鼓勵民眾舉報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該辦法說，根據民眾提供的線索查證結果、違法行為危害程度，以及舉報發揮作用的情況等綜合評估結果來確定獎勵等級，給予精神獎勵或物質獎勵。精神獎勵將頒發證書，物質獎勵將發放四種不同等級的獎金，從一萬元人民幣以下，到十萬元以上不等。該辦法自6月6日起實施。

中國法治日報報導，該辦法是中國國家安全機關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與總體國家安全觀，堅持“國家安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具體體現，以完善反間諜法律制度體系。報導稱，下一步，各級國家安全機關要認真貫徹落實該法，並引導和激勵群眾舉報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共同築牢維護國家安全的堅實屏障，以實際行動迎接共產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

事實上，中國國安部在去年四月就公佈了《反間諜安全防範工作規定》，鼓勵全民舉報間諜，並早在2017年4月就已公佈了《公民舉報間諜行為線索獎勵辦法》。中國媒體新京報在2018年4月的報導中稱，這一獎勵辦法發布一年裡接到舉報近5000次，“成效顯著”。

具中國特色的打壓手段

分析人士表示，中共動員群眾相互監控以達到政治目的，是中共的傳統，在共產黨文化里面，告密、舉報是應盡的義務，這跟一般人所思考的告密可告可不告，或是心血來潮才告，完全不一樣。告密、舉報不但是應盡的義務，甚至“株連不告密者”。例如，毛澤東在延安整肅反共組織“AB團”時，造成中共內部相互指控；又如國共內戰時期華北地區的最高指揮官傅作義向北京投降，就是被女兒出賣；文革時期就更不用說了，兒女鬥父母，學生鬥老師等，比比皆是。

分析人士說，中共舉報文化自文革時期至今已逾半世紀，可以說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打壓手段，所以發布這項新辦法，其實不足為奇，只不過是再加強“升級”而已。

台灣第一位遭香港媒體點名違反港版《國安法》的台灣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吳叡人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曾有媒體報導，中共多年來花在維穩的費用比中國公開的軍費還多，也就是說，中共用來對付自己國民的經費，比對付外來敵人的經費還多。中共運用各種國家有形與無形的力量，由上而下對社會進行滲透、分化、監控至每一個角落，把社會裡各種不同部門的自發組織或團體通通摧毀，再加上新科技的輔助，中共對人民的監控可以說是做到了極致。

共產黨信心削弱

台灣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吳叡人

他說，習近平原本以為已經很穩固的社會控制，在內外交迫的新局勢下，讓他對權力感到不安，但他該做的都已經做了，所以只好再用文革時期群眾動員的老招，來進一步強化控制，以順利在二十大連任。

他說：“在這種情況，有一個地方是可以稍微再加強，就是運用共產黨傳統的做法，動員群眾由下而上進行自我監控。我認為，顯然現在習近平政權的危機感非常重，很明顯是針對內外局勢不穩，然後要加強監控。”

他說，這些不穩的局勢包括美中新冷戰開始，全球供應鏈重組，外資資本外移，中國經濟下滑，再加上最近上海封城清零搞得天怒人怨，種種因素以致中國青年失業率非常嚴重，逼近20%，而失業率高往往是政治動亂的前兆。

台灣東海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郭應哲

台灣東海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郭應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也說，中共對人民的控制無所不在，習近平上任後新設各種領導小組，他自己就是監督網路安全和資訊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組長。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也說過，中共現在是“恐懼+意識形態+數位技術控制系統”的新極權3.0版。在這麼多的控制下，中共這次還要再製定一個獎勵舉報所謂危害國家安全的辦法，凸顯中共對於政權越來越沒自信。

美中交惡

不過，中國旅美獨立學者鄧聿文有不同看法。他表示，一般來講，維穩是針對中國國內，但這項辦法是針對國外來的，而且是針對國家安全的目的。也就是說，如果有中國民眾知道國內有公民在為外國刺探情報，或有外國的經貿機構人員來中國開展情報活動等現象，就有義務和責任向國家安全機關舉報。

他認為，這項辦法出台的背景是因為目前全球、特別是西方國家對中國不太友好，尤其在美中對抗的背景下，中共認為西方，特別是美國對中國的情報刺探很多，事實上也確實很多，以致單純由公安機關來防範也防範不了，所以要發動群眾一起來防範。如果群眾也加入反間諜的行列，全國的警惕性提高了，西方要刺探中國情報就會變得很困難。

中國旅美獨立學者鄧聿文

鄧聿文說，這項辦法是局限在國家安全特定領域，並不是鼓勵民眾舉報公民個人思想，所以即使有人舉報公民思想不正確，公安機關也不會受理。該辦法的舉報範圍也有特別規定，如果有人亂舉報，舉報人和安全機關的人員都要受罰，這是對防止亂舉報的一種保障。

中國《公民舉報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獎勵辦法》第21條指出， 舉報人若有借舉報之名故意捏造事實誣告、陷害他人的、弄虛作假騙取獎金的、惡意舉報或者以舉報為名製造事端，干擾國家安全機關工作的，以及洩露舉報中知悉的國家秘密或者工作秘密，造成不良後果或者影響等四種情形之一，將依法予以處理；構成犯罪的，也將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產生的後果

分析人士認為，這項辦法實施後，應該會激勵更多人積極舉報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鄧聿文說：“因為它最高獎勵10萬（以上），所以有些民眾可能會有這種積極性，觀察有沒有可疑的一些現象、可疑的人物，這個東西會有一些效果的。”

有分析說，中國的舉報製度使得人與人之間產生不信任，人民無法團結的結果，反而有助於當局的統治更加鞏固。

現居加拿大，曾因批評中國政府而被抓捕關押的中國異見人士理未平，因為安全因素不願透露真實姓名，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並不是說只是這個危害國家安全獎勵辦法出台會導致任何信任危機，只能說這個辦法的出台（是）會增加信任危機因素之一，但它既不是目前人與人之間信任危機的根源，也不是唯一原因，也肯定不是最後的手段。”

他認為，雖然中共透過箝制信息交流與鼓勵民眾互相舉報，確實會增加統治的牢固度，但只要還有網絡、自媒體以及其他渠道或者信息的存在，中共的維穩就還是有縫隙、不一定牢固，比如二戰後，東德也是鼓勵舉報，但在柏林牆倒塌的那一刻，東德人民還是一下子都湧向西德。

郭應哲表示，這項新規對中共政權不一定有利，因為越是高壓統治，風險其實也越高，但對中國人民“真的是滿難過的”，因為人與人之間互不信任的結果，可能導致人性基本元素都淪喪。

他說：“華夏文明的一切的立基點就在於人性，一個擁有5000年偉大文明的民族，怎麼會落到今天這個地步呢？不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嗎？怎麼還要對自己的人民這樣子防範呢？那你今天把人整個抹滅了，這個文明還在嗎？這將會帶來後患無窮，這個偉大文明、偉大民族整個可能是前途茫茫、堪慮啊！”

鄧聿文則認為，如果說這項辦法實施就會讓人民之間變得不信任，有點太過勉強了，因為這跟舉報公民思想的類型不同， 它還是局限在所謂的國家安全領域。一般來說，公民要違反國家安全並不多見，因為不大可能人人都有機會去當外國的間諜或者為外國做事，就算有機會，也不見得每個人會去做，所以能舉報的範圍是比較窄的。

溯自法家

郭應哲還表示，擁有悠久歷史的中國文明獨特而優美，絕不可能接受人性淪喪，所以學界普遍認為，中共不等於中國。舉報、告密文化其實可以上溯自中國歷史上的法家，從商鞅、韓非子到申不害，可以說是告監與連坐的始祖，可是中國歷代的學術界與文化界很少有人正面肯定法家，即便自己是法家也要遮遮掩掩，也要“陽儒陰法”，表面上裝作是儒家。

他說，換言之，法家這一套告監和株連九族的做法，一直沒能在中國古老文明里獲得正當性，原因是因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智慧，知道法家這一套不能“玩得太到底”（徹底實施），否則就會喪失人性。郭應哲說，如果人性喪失，就會失去自信。一但失去了自信，那麼中華文明還有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