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驚世界的天安門事件33週年來臨之際，美國之音分別電話採訪了遇難者家屬群體“天安門母親（Tiananmen Mothers）運動”的發起人之一張先玲女士、天安門難屬群體的發言人尤維潔女士和前六四學生領袖王丹。他們表示，隨著時間推移，難屬們年事漸高，有的體弱多病，有的因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含恨離世，但這些逝者的後人，前赴後繼，有些也加入了這個群體，繼續為天安門母親們20多年前提出的三項訴求，即真相、賠償、追責而堅持和平理性抗爭，展現了當今中國社會難得的高貴精神。
尤維潔：政府推脫責任，但難屬永生不忘六四
“從政府層面，對他們當年的這種責任，總是在用一種推脫的方式，我想大
家也是知道的。其實我們心裡，對於政府的這種態度，真的是挺難過的。 ”
天安門母親運動的發言人尤維潔說。
尤維潔是六四屠殺的遇害者楊明湖的遺孀。
她說：“每個家庭的這種失去親人的話，這是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確實是大家一起見面，談起來或是見到，今年年初的時候，曾經去看望當年失去孩子的這些家庭的母親父親啊，看望他們。都是老人了嘛。我們不是有個服務團隊嘛，我們這些像我這個年齡段的人，還可以自由地這麼去活動一下，像他們是有很多人，腿腳都不方便了。所以我們去看望他們的時候，他們真的是看到我們就像看到親人，有的人就是擁抱著流下眼淚。其實在每個人難屬心裡都不會忘記這件事情。”
據介紹，楊明湖生前是中國貿易促進委員會專利部法律處工作人員。 1989年6月4日凌晨1點，他因擔心學生的安危，騎車前往天安門廣場，不幸在長安街南池子街口受槍傷，膀胱被打成幾片，骨盆炸成一個大洞，粉碎性骨折，兩天后離世，年僅42歲，留下36歲的妻子尤維潔與5歲兒子。
尤維潔說：“中國1989年的時候，6月4號發生在長安街上，不光是長安街，有些難屬（的親人）都是離天安門廣場很遠的地方被打死了，或者被坦克還有被坦克給壓死了，尤其被坦克壓死的人，我覺得這太殘忍了，真的是太殘忍了，每一個人都是一條活生生的生命嗎？人人都有生存的自由，自由被無緣無故的給剝奪了。九十年代末我們向最高法、高檢，提出來我們的這種看法，但是這樣的一個法律機構都沒有理睬我們的事情。現在我們就是想通過祭文，提醒政府方面，用什麼樣的方式或什麼樣的機構，跟我們來接觸，來解決這個問題。”
張先玲：六四死難者有生存權， 政府要公佈真相
19歲的高二學生王楠是原北京教師張先玲的兒子。 1989年6月3日深夜，王楠攜帶照相機到天安門廣場。凌晨1時左右，他在天安門西側南長街南口頭部中彈，子彈從左上額射入，左耳後穿出。由於當時戒嚴部隊不准在場救援民眾將傷員送醫急救，凌晨3時半許王楠死於槍傷，當天與其他屍體一起被戒嚴部隊臨時“就地掩埋”在天安門西側北京市28中學校門前草坪。後來他母親張先玲和丁子霖、黃金平、尤維潔等其他難屬聯合發起了天安門母親運動。
張先玲告訴美國之音，天安門母親的第一條訴求就是真相。
她說：“如果你沒有名單，我們有名單。我們這個名單只是冰山一角吧，那也可以從這個冰山一角的名單開始啊。你可以一個一個說，哪個有罪該槍斃，哪個是沒罪的，該平反。我們要求公佈這個真相。”
過去三十多年來，中國官方在公開場合對六四鎮壓這個當局採取的“果斷行動”很少主動提及，而且說法前後不一，由起初的“平息反革命暴亂”到後來改成那場“政治風波”。 2018年末，在一份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的官方文件中，對於六四事件的表述再現“反革命暴亂”的說法。去年11月中共19屆6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將“六四天安門慘案”輕描淡寫地描述成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導致的一場“嚴重政治風波”，而“黨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幟鮮明反對動亂，捍衛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維護了人民根本利益”。
張先玲說：“難道那個時候的人命就不值錢嗎？不都是一個共產黨領導的執政黨嗎？也並不是說那個時候是黑社會領導的呀。黑社會拿人命不當命是吧？共產黨都是尊重人民、尊重生命的。那個時候的生命呢？而且，中國人權最基本一條就是保證生存權嘛。那他們死了的人都沒有生存權嘛，他們的罪狀是什麼？證據在哪呢？ 33年來沒有公佈過一點點信息，光用一句話就代表了。這完全不符合一個法治國家的原則。”
尤維潔：33年來歷屆政府均避談六四責任
天安門母親發言人尤維潔告訴美國之音，從鄧小平、江澤民、李鵬、胡錦濤、到習近平，執政的中共領導人換了好幾屆，但沒有人來跟天安門慘案難屬正面談如何解決問題，或者承認政府的責任。
她說：“你為什麼不來？你改成風波了，你也沒來跟我們談很多問題。就六四，就每個失去親人的家庭究竟怎麼來解決這件事情，沒有人來跟我們談。後來又改成反革命暴亂也好，什麼也好，無論它怎麼改吧，實際從來沒有說政府的責任是什麼。”
張先玲也告訴美國之音，天安門母親們堅持要求政府與難屬們對話，談如何解決問題，至今未果。
她說：“我們要求對話，那麼在對話當中我們就可以說的更詳細一點，對吧，但是政府始終沒有回應對話這個事。”
張先玲：必須追究動用軍隊濫殺無辜的國家刑事犯罪
天安門母親運動發起人之一張先玲表示，天安門母親的第二條訴求，就是要賠償道歉。
她說：“作為國家刑事犯罪，國家動用軍隊殺害老百姓，第一是草菅人命。這還不是一般的草菅人命，是國家的刑事犯罪呀。第3條，要追責。追查這個責任者的刑事責任。誰主使，要查他的刑事責任。二戰多長時間了。不是還在查納粹罪犯嘛。那時的我覺得就應該要查。為什麼？不能這麼稀里糊塗的一句話，黨和國家認定的怎麼怎麼樣。黨和國家是誰呀？憑什麼認定啊？證據是什麼呀？對不對呀？根據什麼做的定論？誰做的定論？哪個會上做的定論？不是依法治國嗎？法是主要的，根據什麼法下的定論？證據在哪？誰下的（定論）？要說清楚啊。就這麼一句話就把幾千人的生命送掉了嗎？”
張先玲：這是一筆血債，但政府掩耳盜鈴
北京高二學生蔣捷連是在西長安街木樨地街口附近中彈身亡的，時年17歲。他的父母蔣培坤、丁子霖夫婦當時都是人民大學教師。他們堅持為遇難的獨子維權討公道，卻遭當局長期維穩監控。蔣培坤教授2015年含恨而終，丁子霖教授已86歲，年邁多病。
張先玲說：“33年來，我們以前是寫了30年的信了，30年的公告，都不解決。犯罪者是誰？就是政府。當時的政府。現在應該改正的人，要把這個問題說清楚的人，是現在的政府。盡量把這個事情往後拖，最好把我們都拖死了。但是你要知道，這個事情不會因為我們死就沒有了。在歷史上這是一個血債。這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的第一個刑事犯罪。是明目張膽地動用國防軍來殺老百姓，這是個刑事犯罪。”
張先玲：中共20大應有新意並展現執政黨的成熟
對於訂於今年秋後舉行的中共20大是否會發生領導層或政策調整而帶來重新評價六四事件的契機，張先玲表示，需要一群有智慧的人才能領導好這個國家，天安門母親群體不寄希望於任何個人。
她說：“不是誰能夠隻手挽狂瀾的事，也不是舊社會哪個皇帝一說就能算了，所以這是需要一群有智慧的人，有治國理念，真想把國家搞好的，才能把這件事情，不單是這件事情，才能把很多的事情做得更好。所以我們並不抱希望有任何一個領導人，對吧？並不是說要求皇恩浩蕩。但是如果某個領導人他有這樣的膽識，有這樣的見識，有這樣的魄力，那當然我們也是很歡迎的。”
這位天安門母親運動的聯合發起人指出 ，鑑於被認為六四鎮壓負主要責任的鄧小平、李鵬等中共領導人已經離世，現任的執政黨領導層應該站出來消除六四這個歷史癥結。
張先玲說：“還是應該把這個事情盡快的解決。這樣才能夠把阻礙中國前進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癥結消除，這樣只能夠提高他的威信，提高執政黨的威信，提高執政黨的民間信任知恥近乎勇嘛。但是會不會有這樣的人？會不會有這樣的領導群？又不是我們能夠決定的。當然我們希望很快有這樣的人站出來。”
張先玲告訴美國之音，她認為，中共20大應該是一個有新意的代表大會，應該展現一個有資格領導一個大國的百年大黨的成熟。
她說：“我們覺得，起碼是我個人覺得，20大應該是一個有新意的代表大會。因為共產黨已經成立100年了，執政也已經70多年，應該是一個成熟的政黨，不是一群像當初的時候一種這個什麼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之類的這樣一個政黨，它是一個成熟的政黨。代表們也有很多人是親歷過六四這個事情的，或者是至少知道六四這個事情，在這個20大上面應該有一個新的一個，不僅僅是六四了，對任何東西有新的看法，才能證明你是一個有資格的大黨。是一個有見識的、能夠領導一個大國的、成熟的政黨。”
尤維潔：期盼六四紀念館建在北京
前北京學生領袖王丹對美國之音表示，天安門母親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數十年不放棄，對處於世代轉型的中國人民是個高貴的精神楷模。
今年初，王丹、週封鎖等五十餘位 “六四“倖存者和海外民運人士聯合發起籌建 “六四”紀念館，館址選在紐約。
這位前八九學運領導人也呼籲海外華人支持正在籌建中的六四紀念館，守護歷史，銘記當年六四鎮壓中犧牲的同胞。
天安門母親運動發言人尤維潔對美國之音表示，她也在關注建立六四紀念館的事情。她說，作為六四難屬和天安門母親運動成員，她希望有一天六四紀念館能設在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