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遭遇新中國誕生前後之精神苦難

日本學者遭遇新中國誕生前後之精神苦難

日本學者遠藤譽去年著書揭露中共前領導人毛澤東抗戰期間與日軍勾結的歷史紀錄後，她的另一本書《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揭 露1953年她從中國返回日本前，遭遇長春圍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後的精神苦難，也引起國際關注、該書英文版“Japanese Girl at the Siege of Changchun”8月在美國面世、美國智囊機構2049研究所也正邀請她訪問華盛頓演講。

東京福祉大學國際交流中心主任遠藤譽在《卡子》裡回憶了她1941年出生在中國長春至1953年回國期間的生活和遭遇，包括一家人經過1948年共軍圍困長春的慘案後，九死一生地逃出長春，投奔中共解放區延吉的經過。

首次被洗腦

遠藤婚前姓大久保，父親大久保先生成功開發戒毒藥“吉福德祿”和經營“新京製藥廠”，先後被國共政府認定為高級技術人員，也因此在二戰後初期不獲准離開中國。

到了延吉，當局指令大久保創建延吉首個製藥廠-延吉市延邊高等師範學校附屬藥廠。當時大久保帶到延吉的日本人都因“成份”不好，每週三次必須去學共產主義思想、學揭發和批鬥。大久保的外甥東野掌握了痛責惡毒資本家便有利自己的政治手段，開始編造逃難途中遭遇來批鬥大久保。大久保越反駁，批鬥就越嚴厲，連帶太太在大街上被罵“資產階級”、女兒在在學校裡被罵“反革命分子”。後來幸好一位曾在“新京製藥廠”工作的朝鮮族人出面作證並辯護，大久保才免於被打成反革命、獲得市民權。

死裡再逃生

遠藤向記者展示5歲時攝於長春的照片，她說這是在國共內戰時期長春一場巷戰之後拍攝的(美國之音歌籃拍攝)

7歲的遠藤倒沒被罵，她因臂傷惡化至病危，延吉的日本大夫說要截四肢才能活，最終是母親決定“女孩子，留個全屍吧”而免難。一個月後遠藤靠昂貴的鏈霉素開始復活，當瘦骨嶙嶙、臂吊繃帶的她跟著母親去朝鮮族人的澡堂洗澡時，被婦女們群起潑水驅逐。

1949年一家人在延吉度過“像過春節一樣熱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日。家裡卻拮据到母親縫製軍裝、父親週末去釣魚維持全家的蛋白質、小學畢業的大姐也開始工作養家，而肉體漸康復的遠藤開始患記憶喪失與失語症。

1950年6月，朝鮮族鄰居的美妙歌聲正舒緩遠藤病情時，朝鮮戰爭爆發，延吉局勢和政治氣氛又趨緊張，成份論再起，而且這次還要讚頌蘇聯才能自保。

延吉至天津

大久保為給遠藤治病，已預支了幾年薪酬並放棄回國。一天，家裡收到曾任“新京製藥廠”北京分店長的張佑安來信及巨款。已成北京巨富的張佑安寫道：“終於找到了您，請允許我回報您的大恩，希望您能來天津，生活上一切由我安排”。

遠藤向記者展示她1987年回到天津，探訪那棟曾是馮國璋故居的她幼年期度過的宅邸照片(美國之音歌籃拍攝)

巨款還清了債，仍綽綽有餘一家人上路。大久保12月帶家人經山海關抵達天津。燈火通明的天津站和聖誕燈飾令遠藤擺脫了從小就有的黑夜恐懼，西餐廳裡的沖水馬桶令她感動得放聲大哭，失語症痊癒了。

父親與張佑安又操起製藥行當，在張佑安安排下，大久保一家住進天津原法租界的山東路一棟洋樓，家有還請了漢語教師，後來再遷入華安街原中華民國副總統馮國璋的華麗舊宅。

必須負重荷

1951年初夏，10歲的遠藤插班讀“培植小學”三年級，儘管張佑安為避免她遭欺負而選擇這所私立小學，但漢語能力有限的遠藤不但遭遇班主任劉老師歧視和同學欺負，而且“華安街7號住著日本人”的消息傳開，上學、放學路上都被小孩罵“日本鬼子”、“日本狗”，有時還被扔石 頭、吐口水、甩鼻涕。

學校裡主要學政治，劉老師每說一次日本人侵略中國的罪行，同學們就回頭看遠藤，有的眼裡更透著憤恨。遠藤在《卡子》裡寫道：“一個十歲的女孩必須承擔起那場侵略戰爭的全部責任，必須承擔80隻眼睛的責難。”

但逆境中，遠藤的漢語能力還是迅速提高了。她拼命學標準發音，覺得把漢語說得跟中國人一樣，就會少受責難和欺負，認為“能否說和中國人一樣中國話，是關係到能否在這裡生存下去的性命攸關大事”，張佑安還給她起了中國人名字“保俊秀”。

逆境有溫馨

四年級換了和善的班主任馬老師，期末馬老師宣布遠藤考試成績全班第一，她在書中寫道“我想衝著天空大喊，受盡了屈辱的我竟有今天！還想發誓絕不就此停滯不前！”

第一名的地位令遠藤在同學中日子好過一點，這時中蘇友好開始，遠藤還能大聲唱中蘇友好歌。但伴隨日本簽署《舊金山條約》、《日美安保條約》等，全中國掀起反日運動，同學的欺凌又至，遠藤再成驚弓之鳥。唱不唱“反對武裝日本”的歌?同學們看遠藤的眼神“就像淘氣的孩子將小蟲弄得半死，然後欣賞小蟲的痛苦一樣”。

期末，馬老師再宣布遠藤成績第一並推薦她當少先隊員，有同學激烈反對說：“她和日本侵略者是一個民族，有什麼資格接受毛澤 東思想！”馬老師說：“她確是日本人，但她沒參加過侵略戰爭，侵略中國的是軍國主義者，日本人也有受害者，你們聽了五一勞動節廣播嗎？她爸爸也在為新中國做貢獻。”大久保曾在天津市五一慶典登台，作為在天津的日本人代表發言。

遭五反風暴

遠藤書中寫道：“我低著頭拼命地忍住淚水，第一次覺得活下來真好。”她決心和中國人一起建設新中國來報答馬老師。遠藤積極參加學校活動，自己每天還走一個多小時去新華書店讀書“認識什麼是日本軍國主義”。五年級依舊是班主任的馬老師驚訝地看過遠藤的讀書筆記後說：“從沒人交過這麼好的筆記，不過我很遺憾你沒獲得批准加入少先隊，但我承認你是建設新中國的毛主席的好學生，我想推薦你當班長。”遠藤拒絕說“我認為自己還不夠格”，心裡想的卻是“我根本無所謂加入少先隊或是當班長，只要馬老師認可我就夠了”。

但不久遠藤舊病復發，幻覺、失聰再度襲來，夢裡、幻覺裡總回到卡子。同時中國開始三反五反運動，五反針對民企，從事製藥廠的大久保在家受到公安監視，在外又開始挨批，住宅兼藥廠的洋房就是最大的“把國有財產私有化的盜竊行為”罪證。一家人搬家贖罪，但罪名不斷，遠藤的病情惡化到連馬老師都批評她整天呆坐“淨想著回日本的事”，遠藤終於痛苦地明白，沒人能理解她的遭遇，連馬老師也不能。

灰心離中國

1953年9月，大久保帶一家回國，決定回國的最大原因是繼東野之後，另一名日本婦女反戈相向，使得曾準備留在中國、為中國獻身的大久保看透了在中國整人才能自保的社會氣氛。12歲的遠藤站在駛向日本的客輪甲板上，想像著陌生的日本“是個什麼樣的國家呢？”63年後，當記者要求採訪《卡子》時，遠藤的回答是：“你最好盡量從書裡找答案，我很怕回顧”。對記者問“在日本沒遇到整人求自保的事吧？”，遠藤答：“社會上沒有，但學校裡有。比如欺負同學，你不加入欺負行動，你就可能也被欺負，這是氣氛引起的問題。”遠藤回國後，曾被當作共匪，被同學罵“滾回去”。

遠藤說，在中國她為了證明自己不是侵略者的孩子，嘶聲高唱“義勇軍進行曲”，回國後數十年一聽見該曲，就會馬上起立、落淚。她說：“但現在我不會了，2012年中國反日運動後我對中國湧現漠然和憤怒的情緒”。

她還說，回國後她尋找過真理、探索過世界，當遇到“生存為何”的難題後，她索性一頭鑽進物理世界直至修完博士。後來她痛感日本了解中國、以中文為第二母語的學者匱乏，便放下學術、從事幫助中國留學生的工作，意外地在感到心靈傷痛漸消，而糾纏她大半生、困擾她與家人的夜裡驚叫夢魘，則在她1984年寫完《卡子》一書後終於獲得了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