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大學名譽教授石井明經過交叉核查迄今為止台灣、日本、中國有關的記錄，以題為《昭和天皇的對華謝罪》論文，還原昭和天皇（在位1926-1989）先後向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道歉的過程。
只是他認為，日本政府封鎖了昭和天皇謝罪記錄，中國或是領導人沒記錄意識，或是中國政府文革時期的記錄已遺失。以下是石井論文要點。
第一次道歉過程
第一次道歉是日本與中華民國1952年締結《和平條約》後，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的特使張群同年8月訪日。張群是二戰前中華民國外交部長，曾盡力推進與日本的外交關係。 9月他在日本接獲昭和天皇9月18日會見他的通知。
張群在他的回憶錄《我與日本七十年》中說，9月18日是九.一八事變發生的日子，對我們來說，不是勾起人愉快記憶的日子。日本何以特別選擇這一天，是故意嗎，我或者不該推測，但也沒拒絕的理由。
9月18日，張群到皇宮覲見。有關記錄石井也在去年主管皇室的日本政府宮內廳8月向現在的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呈交、9月9日公開內容的《昭和天皇實錄》中找到。記錄如下：“星期四上午，拜謁間裡，引見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特使、訪日視察的同國前行政院長張群”，但《實錄》裡沒記載昭和天皇與張群時的會話。是張群在他的回憶錄裡記述，天皇表情浮著反省之色說，閣下長期努力也沒能阻止兩國終於兵戎交戰，實在令人遺憾，我深感沒有與閣下相見的顏面。張群回憶說，他深深地為此話感動，會見也由預定的30分鐘延長到50分鐘。
石井看到的張群回憶錄是1981年中日關係研究會出版、古屋奎二翻譯的《我與日本七十年》日文版和產經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日華風云七十年》兩書，其中《我與日本七十年》譯本中，還附帶張群與昭和天皇、皇后，以及當時還是皇太子的明仁天皇歡談的合影。
石井在論文中寫道：“現在來看，當時把沒實質統治中國大陸的中華民國當作講和對象，存在是否妥當的議論餘地，但張群訪日前，《日華和平條約》在日本國會以多數贊成票通過，而且中華民國政府是日中戰爭時的中國中央政府”。
論文還分析“昭和天皇選擇九·一八紀念日招待張群，是以此表達他真摯遺憾日中戰爭之意”。
第二次道歉過程
20年後的1972年，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1973年4月3日，日本首任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小川平四郎向時任代理國家主席的董必武遞交國書。通常遞交國書是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但高齡的董必武為避寒南下廣州，於是小川在廣州一迎賓館向董必武遞交國書並會談。
會談伊始，小川就轉達了昭和天皇的話：“我對日中兩國之間過去有過的不幸戰爭感到遺憾，並衷心高興去年兩國之間邦交正常化。希望今後兩國相互攜手為亞洲和平做貢獻”。
董必武表示了謝意，並說：“中日之間存在釣魚島問題，不過我想今後持著道理談，是可以解決的”。小川會談最後也說：“今後日中兩國之間還會有種種問題，其中有難題，但我相信正如所指，通過對話加深理解就能解決”。
石井2013年2月20日向日本外務省申請查看已解禁的這一外交記錄，經過近一個月審查，3月22日外務省把1973年4月5日凌晨小川發自中國的該電報記錄送交石井。
小川是當時外務省中國班的代表人物，昭和天皇在1964至1966年期間，曾因定期聽時任外務省國際資料部長的小川“進講”（講義），所以彼此應很熟悉。但石井仍對昭和天皇何時、怎樣委託小川向中國傳話持疑，直至去年石井在《昭和天皇實錄》中找到記載，記錄1973年3月19日“星期一上午，正殿松間裡，接受近期要赴任的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權大使小川平四郎拜謁”。
石井相信這就是昭和天皇委託小川向董必武傳話的接點，他在論文中寫道：“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式外交關係是從昭和天皇謝罪的語言和董必武通過對話解決尖閣諸島（中國稱釣魚島）問題的發言開始”。
與鄧小平的會談
中日建交後5年，兩國締結了《和平友好條約》，為了交換雙方批准的條約，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訪日。 《昭和天皇實錄》中記載鄧小平與昭和天皇見面的過程：“二十三日星期一午後零時十分起，正殿竹間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首位訪日的首腦國賓，同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及夫人與皇后一起獲得引見。期間對上午在首相官邸完成了條約交換式的副總理說，兩國的歷史長河裡雖有一時不幸，但今後期待推進兩國親善。繼合影后，天皇、皇后贈送副總理附帶皇室禦紋的銀製花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贈送天皇、皇后蘇州刺繡屏風……”。
石井從1999年遼寧畫報出版社出版金孟編著的《國禮》一書中，找到國際友誼博物館裡收藏的昭和天皇所贈的菊紋銀製花瓶照片。書中還說，日本民眾對鄧小平與天皇會談戰戰兢兢，擔心鄧小平會代表全中國人民，面對面地追究侵略中國戰爭的天皇責任。但鄧小平說，過去的事就過去了，我們今後要積極向前看，在各種方面構築兩國和平友好關係並發展。
紀實道理退千年
日本依據“情報公開制度”公開外交記錄，期限約30年。但申請查看需經審查。石井說，不獲准的申請，外務省答復是“不存在該記錄”。
石井在論文中寫道：“宮內廳呈交的《昭和天皇實錄》讓人想起中國唐代的《貞觀政要》，唐太宗敦促房玄齡誠實記載君主善惡，對房玄齡編寫《太宗實錄》裡含糊描寫唐太宗殺長兄的陰暗記錄說：'史官撰筆寫國史，何以必要花時間隱藏事實，應削除虛飾語言寫事實'”。
論文稱，“撰寫《實錄》不是為君主施政，但《昭和天皇實錄》的編輯毫無疑問苦慮了該如何篩選昭和天皇言行。應提出對這種取捨是否適當的質問”。
論文還指出，“小川大使1973年向外務省發送的電報中說'希望限制發布本電中陛下語言'，1977年小川出版回憶錄《北京的四年》一書，雖記錄遞交國書一節，但也沒提昭和天皇謝罪”。石井認為“日本政府封鎖昭和天皇的道歉語言已超過40年，撰寫、公開《昭和天皇實錄》本是讓世人廣知昭和天皇對中國謝罪的機會，可惜沒採錄。如果採錄，對厲眼看待日本歷史問題的中國應可能發放一種訊息”。
今年8月新華社撰文《誰應為日本侵略戰爭罪行謝罪》，稱怨有頭、債有主，裕仁天皇（昭和天皇名裕仁）到死沒對日本侵略過的受害國和人民謝罪等，《光明日報》、人民網等刊登後，日本政府向中國提出強烈抗議，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形容這是“對天皇陛下的顯著失禮”。
石井對此說：“新華社應該是不知道昭和天皇向中國的道歉，在台灣一定不難找到張群回憶錄，中國當時的領導人雖知道昭和天皇的謝罪，但有沒有記錄難說，當時中國也還在文革期間”。不過石井也說：“新華社的文章我也看了，文章還指責明仁天皇沒謝罪，可是中國社科院等研究日本的學者發表的論文承認了明仁天皇謝罪，所以中國專家之間是知道明仁天皇謝罪的，但昭和天皇對中國謝罪，日本國民也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