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於11月18日正式掛牌成立，隨即引發中國的反彈和反制，將其與立陶宛的外交關係降為“代辦級”。分析人士認為，立陶宛不畏懼壓力，堅持初衷，正是因為民主國家的集體防禦機制奏效。有了美國、歐盟與歐洲國家的堅定支持，立陶宛也成為對抗中國戰狼外交蠻橫作風的最佳典範。
立陶宛無懼中國的反對和威脅，正式允許“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在11月18日掛牌運作，引發北京反彈並反過來於11月21日宣布與立陶宛的外交關係從大使級降為代辦級，以示抗議。但立陶宛僅以“遺憾”二字回應中國。
中國外交部於11月21日發布發聲明表示：“立陶宛不顧中方嚴正抗議和反覆交涉，允許台灣當局設立‘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此舉公然在國際上製造‘一中一台’，背棄立方在兩國建交公報中所作政治承諾，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聲明還說：鑑於中國和立陶宛賴以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的政治基礎遭到立方破壞，中國政府為了維護自己的主權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不得不將中、立兩國外交關係降為代辦級。 “立陶宛政府必須承擔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
至於中國是否有與立陶宛斷交的打算？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於11月22日的例行記者會上並未正面回應。他表示，外交降級的決定已經充分體現了中國的嚴正立場，而立陶宛走到今天這一步，明顯是被某些大國所策動，但犧牲的是立陶宛的利益，“接下來大家最應該關心的是，立陶宛究竟是要一條道走到黑，還是糾正錯誤，亡羊補牢。”
不過，立陶宛重申，其並未違背“一個中國”的政策，同時也有權擴大與台灣的合作，包括接受和建立非外交代表機構，以確保務實的關係發展，正如許多其他國家所做的那樣。
降級外交關係短期難有效果
位於台北的台灣歐盟中心執行長鄭家慶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中國面對不聽話的中小型國家，如果經濟脅迫沒有效果，隨之祭出外交降級的手段曾有先例。
例如，1981年荷蘭政府批准出售2艘潛艦給台灣，中荷外交關係就曾被降為代辦級，直到1984年北京當局才同意恢復兩國大使級的外交關係。鄭家慶認為，外交降級只是開端，北京接下來還會在相關的國際場合和國際組織對立陶宛施加壓力。不過，國際社會對立陶宛還是抱持支持、聲援的態度，所以短期內來看，北京的施壓不會有太明顯的效果。
鄭家慶說，長遠來看，任何國家都無法忽略中國這個市場，所以立陶宛政府也會持續表達出希望維持與中國的友好關係。但北京接下來大概就是“聽其言、觀其行”，仔細檢視立陶宛跟台灣的雙邊關係發展，是不是真的只局限在經貿與文化交流的非官方層次。
另外一些分析人士認為，短期來看，北京或許還會祭出其他像徵性的懲罰措施，但不會對立陶宛造成太大的實質損害。而這次立陶宛堅持立場，不向中國“磕頭”，也印證了一個道理：只要民主國家團結一致抗中，反而會讓中國陷入進退兩難的處境，“戰狼外交”的反作用力因此浮現。
人在台北的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學院講師宋文笛也說，北京現在進退兩難，一方面因為害怕“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成為台灣議題的破口，所以必須大動作反制立陶宛，另一方面又因為中國不成比例的懲罰動作，反而促使歐美的團結一致，尤其是美國的大力支持，也讓立陶宛受到高規格對待。
歐美攜手力挺立陶宛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今年8月與立陶宛外交部長蘭斯伯格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會談時，就達成“雙邊協調行動”的共識，以幫助立陶宛抵禦來自中國的壓力。立陶宛經濟與創新部長阿爾莫奈特（Ausrine Armonaite）11月19日向路透社表示，將與美國進出口銀行簽署6億美元的出口信貸協議。
宋文笛說，立陶宛允許台灣代表處成立，並不算是直搗台灣議題的禁區，但北京過度反應，只會讓其他國家更反感並反思：今天中國對立陶宛如此蠻橫，改天會不會輪到自己遭殃？所以，各國基於共同利益就聯手鞏固立陶宛的位置，不讓立陶宛這第一張骨牌倒下。
宋文笛告訴美國之音：“戰狼外交的打擊面有時候比較大，當你（中國）用比較嚴厲的方式去擴大打擊面的時候，就會減少了你的統戰空間。它其實也讓其他國家聯合起來去做一些共同聲援、共同反制。”
華府智庫歐洲政策分析中心（CEPA）高級研究員盧卡斯（Edward Lucas）於11月22日撰文分析立陶宛的局勢，他在這篇題為“對付惡霸最好的方式就是搓破它的虛張聲勢”一文中指出，中國已經嚴重威脅到美國與世界各地的自由，即便中國已然如此壯大，但只要西方國家在軍事、政治、經濟上能夠果斷採取合作，中國共產黨也無法忽視這股集體意志而恣意妄為。
立陶宛台灣代表處成立後，主管民事安全、民主與人權事務的美國國務次卿澤雅（Uzra Zeya）抵達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參加民主論壇，同場出席名單還包括拉脫維亞、斯洛維尼亞的外長以及台灣前副總統陳建仁。對此，盧卡斯在文中直言，中國抱怨得越多，它的威脅就顯得越脆弱。
捷克智庫歐洲價值安全政策中心的一份報告指出，面對中國脅迫性的外交手段，其他國家得試著在經濟上慢慢與中國脫鉤，迫使中國為自身的蠻橫行為付出更多政治代價，最重要的是盟國之間要緊密協調、集體應對。
該報告進一步指出，中國外交官在全世界採取不受歡迎的高壓外交手段，是經過縝密籌劃的行為，一般國家很難獨自因應這樣的脅迫，唯有透過多邊協調的反擊才能有效反制，而小國尤其需要仰賴歐盟或北約這類國際組織的支持。
捷克學者：民主集體防禦機制漸成形
歐洲價值安全政策中心主任揚達（Jakub Janda）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我們需要建立民主的集體防禦機制，也就是當任何一個民主政體受到像中國這樣的獨裁政權惡意對待時，民主國家就必須站在一起抵抗。
揚達認為，這套機制已經逐漸成型，就像捷克國會議長維特奇（Miloš Vystrčil）去年因為率團訪問台灣而受到中國的威脅時，歐盟與法國、德國、斯洛伐克都對此表達聲援，立陶宛這次也受到許多來自歐洲各界的聲援。
揚達說：“只要擁有足夠可信賴的盟國，那麼面對中國就不需要卑躬屈膝。我們可以堅定守護自己的主權、外交與經濟政策，這就是歐洲國家從立陶宛身上得到的啟示。”
揚達表示，中國說了很多要懲罰歐洲國家的話，但是看看捷克與立陶宛的案例，事實上中國並沒有做到很絕，因為中國也要考慮是否要真的槓上整個歐洲。畢竟，中國不會想與整個歐洲為敵，也不會想失去整個歐洲市場。
台灣歐盟中心執行長鄭家慶指出，過去大家因為習慣了中國的無理要求，不自覺開始自我審查，於是慢慢形成一種氛圍，就怕惹中國不開心，因此對於原先的規劃、政策，甚至是自身的價值觀也不再那麼堅持。
鄭家慶說：“立陶宛這個案例，讓其他國家看到在跟中國大陸交往過程當中，你還是可以維持自己國家利益或是原先自己的規劃，哪怕最後有些妥協，但是至少當初推動政策的初衷是被保持的。”
中國貿易制裁自嘗苦果
中國慣性利用貿易制裁不順從的國家，但有時卻反而適得其反，為自身帶來意想不到的苦果。澳大利亞是中國最大的煤炭進口國，曾佔中國進口煤的7成，去年底中澳關係惡化，中國大砍澳大利亞煤炭的進口量到僅剩4%，但隨即嚐到苦果。中國今年10月陷入缺煤限電的能源危機，不僅急著向全世界找煤，甚至傳出悄悄讓滯留海上數月的澳大利亞貨船靠港，估計約45萬噸的煤炭因此得以卸貨。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學院講師宋文笛說，中國龐大的市場是北京當局遂行經濟脅迫的最佳工具，不過中國的內需也很龐大，而這個內需市場不會因為突然對某個國家實施貿易制裁就消失，尤其當鐵礦、煤炭等核心能源產品的供給集中在某些國家，找不到替代來源的中國還是得拉下臉向這些國家進口原物料。
宋文笛說：“就算中國對澳洲(澳大利亞)煤炭進行制裁，但實際上還是有大量煤炭通過香港或者其他第三國的方式輾轉進入中國，因為中國對煤和能源的需求不會因為制裁澳洲(澳大利亞)就忽然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