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林培瑞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2006年3月，劉曉波寫了一篇文章，想解釋一件傷腦筋的事情：外國人遇見中國官僚，為什麼就是看不懂？他寫道，不懂古代中國，是“因為帝制中國的古老和封閉，因而顯得怪怪奇奇、神秘莫測”。看不懂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因為紅色中國與世隔絕，關起門來天翻地覆。”但看不懂今日的中國是個謎。現在能到中國來，能跟官僚面談，但還是看不懂人家的“八面玲瓏”。
國家領導人的滑頭是問題的一部分。劉曉波指溫家寶“一口氣列出十大理由，以證明中國是負責任的大國，”然而，話說到敏感問題，卻“顧左右而言他”。劉曉波主要關心的其實是一個比真話假話混雜更深的問題，是一個涉及人心裡結構的問題，是很奇特的現象，老外自然難懂。
“雙面孔”的海歸官僚
與外國人有接觸的中國人，有很多是在西方受過教育然後回國的“海歸”。英語流利，對西方風俗習慣熟悉。老外聽這些人說話感覺舒服，甚至有點像聽“自己人”的味道。與古代“難懂”的問題相反，現在反而是一種“過分容易懂”的事情。在這兒，“懂”的意思只是一個圓滑的表面。
老外不問對方心裡更深的層面會不會有別種想法，甚至根本意識不到更深層面的存在。劉曉波舉了兩個人做例子：“靠研究西方政治學起家的王滬寧”和“專門研究西方法治和人權問題的專家夏勇”，兩人在外國人面前是開明人士，在中國人面前卻是另外一套。這是“雙面孔”問題。
更可怕的是“人格分裂而又統一”的現象，例子不少。劉曉波文章裡分析當年的教育部長周濟，北京大學校黨委書記的閔維方，和清華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李希光。這三位都在美國名牌高等學府念過書，在美國時滔滔不絕地講學術自由，“讓美國人聽得非常受用，並驚訝於中國教授如此開明。”但回國後，三人都極力限制言論自由，壓制互聯網，懲罰不聽話的人，乃至在中國網絡上享有“言論管制衛道士”的臭名。
劉曉波這麼描寫他們的犬儒主義：“這些人在西方留學的經歷，除了為個人資歷‘貼金’和當作仕途‘敲門磚’之外，再無任何意義，非但沒有使他們變得更開明更道德更具職業榮譽感，反而使他們變得更狡猾更惡毒更唯利是圖…臉皮都很厚，從來不在乎言行背離，不在乎好話說盡而壞事作絕, 卻沒有任何道德負擔和心理障礙。”
唯利是圖的中共官僚
這些海歸是名副其實的bi-cultural(跨文化的)，西方學界的時髦話語和中共的潛規則都了如指掌，這是很可觀的“成就”。
但請問：他們忠於什麼? 民主自由的理想？不。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也不。他們只忠於自己的利益。西洋遊戲能玩兒，中國遊戲也能玩兒。怎麼對我有利怎麼來。
外國人要是看穿了這些人的表層，自然以為下面的第二層他們是“中共的好士兵”。但這也不全對。第二層下面還有第三層，是“一切為自己”，這層才是他們的實質。
這算“顛覆”嗎？唯利是圖去玩中共的制度，不是顛覆嗎？可惜不能那麼說。與其說是顛覆，不如說是配合典型行為。誰不這樣做呢？習近平不這樣做嗎？
劉曉波的文章裡還比較了“海歸”與“憤青”的犬儒主義，說明兩者都是“人格分裂而又統一”：“他們(指憤青)昨天還在美國使館前高聲抗議，後天又來這裡排長隊辦理赴美留學的簽證。最最奇特的是，在大罵美國與爭相去美國留學之間，他們並不認為有什麼自相矛盾之處，甚至連一點點心理波折或內心責問都沒有，很自然地罵了，也很自然地去美國留學了。罵的時候真的義憤填膺，坐上飛往波士頓的班機時的欣喜若狂更是發自內心，非但沒有任何道德負擔，反而自我感覺良好。”
自然界的動物不需要“信仰”這個東西，唯獨人類需要。50年代很多中國人把理想寄託到社會主義，毛澤東把社會主義理想弄虛了，鄧小平六四血城後，中國人更是需要別的信仰。佛教、道教恢復了，基督教興旺，法輪功出現等等。共產黨唯一的兩張牌是民族主義和拜金主義。但蔓延得最廣的，尤其在官場上，大概是犬儒主義。
洋人也要負一半責任
劉曉波在文章結尾不責怪外國人：“這樣的中共及其官僚，要求西方人看得懂，恐怕是太強人所難了….不是因為智商不夠，而是由於心眼太直，跟不上中國人那九曲十八彎的花花腸子。”
劉曉波不怪洋人，我倒想罵兩句。
“眼睛太直”沒錯，但“直”不完全是“天真”的意思，也有一層“自大”的意思。西方人有時候感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是最普世的，因此不覺得有必要認真地去理解別人的“九曲十八彎”是怎麼回事。尤其是美國政府裡(或跟政府接近)的“中國通”們，常常用一種“照鏡子原則”去理解中共。
比如，在分析官僚派系競爭的問題上：美國的國務院，國防部，司法部，教育部等等一直在財政上競爭，你多了我少了，很容易引起妒忌。情報局，調查局，安全局之間也競爭，有時候甚至不分享情報。美國的中國通們常常照鏡子，認為美國的競爭是這樣的，所以中國的大概也差不多。但這麼分析很容易忽略中共自有的因素：誰是誰的恩人(或敵人)，誰是誰的親戚，同學，同鄉，老戰友，老哥們兒等等。中國緊密的關係線是跨機構的，跟美國的以機構為本的競爭不同。
洋人“眼睛太直”的毛病有沒有辦法治療？這問題很複雜，但我認為應該從語言基礎開始。美國的中國通們出書時，書皮上常常聲稱作者fluent in Chinese(漢語流利)。這是假話，為了賣書寫的。很多“中國專家”到中國去訪問中共官員，用英語做訪問，必要的時候請翻譯幫忙。哪怕是會一點口語的專家，也遠遠不夠挖進海歸的第二層和第三層的意識。
自1972年尼克松訪華一直到2017年博明(Matthew Pottinger)加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前，美國的高層洋人顧問中沒有一個能說像樣的中國話。請美籍華人幫忙？也是到了前幾年才出現了一個餘茂春
進美國國務院做高級中國顧問。在國務院裡起作用的人當中，餘是第一個了解中共遊戲規則的。
蘇聯共產黨控制東歐的時候美國並不那麼短視。卡特總統請了波蘭來的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做國家安全顧問；克林頓總統找了捷克來的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做國務卿。劉曉波當年wen為什麼老外看不懂中共，我們洋人也得付一部分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