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說，德國水災沖垮了“城市良心”的“神話”，也衝擊著中國人對“西方治理水平和其人道主義忠誠的認知”。
然而三天後，他在談到鄭州水災時，卻強調這是全球“單位時間內最猛的強降雨之一”，“這種極端天氣導致洪災是必然的”。
胡錫進評論中德兩地水災的雙重標準引發網上的憤怒和嘲笑。人們指出，胡錫進的說法只是中國官媒使用雙重標準報道歐洲和河南水災的冰山一角。
為什麼歐洲水災是制度和治理水平帶來的“人禍”，鄭州水災卻是“千年一遇”，甚至“五千年一遇”的“天災”？為什麼河南多地一片汪洋，官媒卻仍然歌舞昇平，不斷報道和評論歐洲水災？在受災嚴重的情況下，為何中國媒體報道的重點不是災難本身，而是營造“集體感動”、“災難美學”的氣氛？
胡錫進歐洲說事鄭州打臉 中共宣傳穿幫
政治學博士、獨立學者吳強表示，在胡錫進用“雙標”談歐洲和中國的水災被迅速打臉的同時，中國官媒宣傳也穿幫了。
他說：“他談這些東西基本上跟我們今天看到的中國宣傳有一點是相似的。當他在被打臉，實際上他在表現出中國宣傳的一種穿幫。他太用力為中國所謂的治理模式，把歐洲和治理模式的衰敗神話聯繫在一起，聯繫中國這個問題。實際上這是一種宣傳的穿幫。結果人們看到的是中國治理模式的巨大的問題，比如說河南鄭州的水利問題，還停留在1975年先偷偷排洪的不可思議的計劃經濟，一種人民完全沒有知情權的狀況。其次地鐵的操作跟2020年初的武漢疫情的爆發有相似的地方。所有層級的官員，上到河南省官員、下到一個地鐵司機，都是不作為。這種不作為使得最高領袖成為最後一道防線，最後一道防線沒守住，小問題最後變成大問題。極端氣候實際上是對中國治理模式最大的考驗。在氣候變化的考驗之下，沒有什麼是能夠倖免的。好壞我相信人民自有公論。”
歐中兩地水災先後發生 胡錫進雙標被抓現行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表示，歐洲與中國河南的水災發生時間恰好是一前一後，讓胡錫進的雙標被抓個現行。
他說：“顯然，鄭州的這次水災造成人員的傷亡，按照胡錫進的邏輯也是有人禍的因素。可是胡錫進就是不敢說，要求中國的官員應該受到嚴厲的懲罰。那你看，最新報道，浙江省長倒是說了狠話，浙江省的省長說，地鐵遇到突發狀況，不能層層等命令。另外，談到防颱防汛的工作說，寧可十防九空，絕不一次放鬆。浙江省委書記也說要堅決糾正和克服‘天災不可抗，傷亡免不了’的消極思想。這話跟胡錫進說的就正好相反，因為胡錫進說這是特大天災，傷亡是免不了的。可是像地鐵遇到這種狀況居然不停運，隧道也不關閉，這些顯然是人禍。本來以胡錫進的聰明，浙江省長省委書記說的那些話是該胡錫進來說的。可是他摸不準上意不敢說這種話。所以我們說胡錫進雙重標準，說他一會兒東一會兒西，一會兒左一會兒右，雙重標準。其實他標準很單一，叼盤嘛，你朝哪兒扔他就朝哪兒接。他沒看準的時候就不敢說話。”
中共官媒對重大災難事件報道素來不是災難本身，而是抗災救災的英雄事蹟和豪言壯語，營造一種所謂“積極向上的正能量”和催人淚下的悲壯氣氛”。獨立學者、政治學博士吳強認為，這一次河南水災也不例外。
東方專制主義是一種治水型的專制主義
他說：“不僅沒有例外，而且應該說比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之初的那種控制我看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這種大面積的水災對北京來講，可能比新冠疫情對政權的衝擊還要強烈。人民對新冠疫情可能因為網格化治理，因為技術上的防疫可以暫時被控制，可以被延續很長時間。但是水災不是，水災是中華民族長期的，甚至是五千年來一個歷史共同的，甚至是政治記憶。這個記憶很有趣，從大禹治水到現在。我們知道中國政治是建立在治水上面的。我們說東方專制主義是一種治水型的專制主義。整個政治文明，整個政權的合法性都建立在治水上面，歷朝歷代如此。
網上一篇題為《我們不要集體感動，也別再搞什麼“災難美學”》的文章很有影響”。《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表示，能否解決所謂災難美學和集體感動，關鍵是要有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
如何打破中國當局的災難美學？
他說：“當局的災難美學和集體感動已經成了它的一種模式，這次災情沒有結束就登場了。有人說，民主國家的政府也喜歡搞這一套。且不說民主國家政府和中共做的有很大差別，問題是民主國家政府不能一手遮天。它想要做災難感動、集體感動也做不到，因為民主國家的老百姓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老百姓手裡有選票，所以要在中國糾正這種所謂災難感動、集體美學，那關鍵是中國要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要有民主，這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美國之音記者尹暄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