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3年的國情咨文中表示，美國必須對快速增加的網絡襲擊威脅作出反應。
他說：“我們知道，外國政府和公司竊取我們的公司秘密。現在，我們的敵人還尋求擁有破壞我們的電網、金融機構以及空中管制系統的能力。我們不能在很多年後往回看的時候試圖理解在我們的安全與經濟面臨實實在在的危險時為什麼什麼也沒有做。”
但是，負責美國情報工作的監管以及立法的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羅傑斯(Michael Rogers)認為，美國目前仍然沒有製訂相應的政策。
密西根共和黨眾議員羅傑斯：“美國還沒有意識到，這可能是我們所面臨的最為嚴重的國家安全挑戰而美國政府卻遠沒有到製訂什麼樣的政策來對付這個問題的程度。”
針對中國的網絡間諜和網絡盜竊行為，美國應該如何應對呢？
擔任過美國國家安全局與中央情報局局長的海登(Michael Hayden)將軍認為，美國司法部起訴5名解放軍軍官的舉動只是美國向中國發出的信號之一。
海登: “我認為，中國的網絡行為現在是美中關係的核心組成部分，而且可能毒化整體的雙邊關係。因此，美國必需向中國發出信號，向他們表明美國對這個問題的重視。”
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哈德利(Stephen Hadley)認為，美國有關部門應該成立一個特別工作小組，在網絡領域採取讓中國心知肚明的反擊行動。
他說：“我認為，我們需要在網絡空間對網絡犯罪行為進行懲罰，找到一種消除網絡犯罪分子進行網絡威脅的能力，儘管這裡面涉及很多法律以及政策方面的問題，直到有一天美國可以對這種行為進行非對稱的懲罰，否則這種行為不會停止。”
哈德利並不是唯一持這種看法的人。
喬治梅森大學法學教授拉布金(Jeremy Rabkin)說：“在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對確實而且非常嚴重的安全挑戰做出有效反應而不採取某種報復行動的先例，而目前我們則沒有任何報復措施。我認為，當我們考慮如何報復的時候，我們至少應該把網絡領域的報復措施包括在其中。”
美國國務院網絡問題協調員佩恩特(Christopher Painter)對在網絡領域進行回擊則不以為然。
他說：“這樣做的問題在於，你打擊的對像是什麼？網絡領域的問題是，如果你是一個很聰明的襲擊者，你會通過無辜的第三方來進行襲擊，很多服務器的襲擊使得世界各地的電腦受到影響，結果你會對這些位於德國、法國或者是加拿大的電腦進行回擊，你實際上回擊的不是那些襲擊者。”
擔任過白宮網絡安全政策資深主任的佩恩特認為，對付網絡襲擊的最好辦法是一方面加強防禦襲擊的能力，同時採取措施緩解威脅。
他說：“你必須動用所有的工具，其中有些是外交手段，有些是經濟方面的，有些是執法方面的，就像我們最近所看到的；最後一招是，在威脅達到很高的程度時動用軍事手段。你必須研究這一系列的工具，而美國事實上也在這樣做。”
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羅傑斯也認為，這個解決辦法必須是多方面和全方位的，而加強美國抵禦網絡襲擊的能力是第一位的。
他在回答美國之音記者提問時表示：“首先，我認為，作為一個更為廣泛計劃的一部分，起訴、簽證限制、對個人實施金融制裁等可以起作用。但是，如果你先沒有防禦措施，這些是不會起作用的。對於我們這些研究過解決這個問題的整體方案的人來說，這個解決辦法包括對那些被盜竊的產品或者是基於盜竊的知識產權而研發出來的產品徵收關稅。”
起草了有關網絡襲擊法案的羅傑斯議員還表示，在這個問題上，美國需要盟友的幫助。
他說：“我們也需要我們的國際夥伴在任何雙邊協議中對中國施壓，不管這個雙邊協議涉及的內容是什麼。人權當然是絕對重要的，但是排在前三位的議題應該是經濟間諜、經濟間諜與經濟間諜。”
前國安局局長海登將軍也認為，美國必需從整體上來解決這個問題。
他說：“這包括簽證、許可證、以美元計價的貿易、紐約交易所的上市、多少中國學生可以在美國的哪些大學獲得何種學位等等。”
今年3月卸任的國安局局長、美國網絡司令部司令亞歷山大(Keith Alexander)將軍認為，美中之間進行對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最佳途徑。
他說：“需要發生的是你需要把美國人與中國人弄到一起，以有意義的方式進行交流。”
不過有防務問題專家則認為，美中有關網絡盜竊的糾紛最好交由國際性的爭端解決機構來處理。
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歐漢龍(Michael O'Hanlon)：“處理這類案子的最佳途徑是成立獨立的、受尊敬並獲得授權的團體或機構，決定什麼樣的懲罰是適當和公平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有世界貿易組織這個機構，因為它有一個由不同國家的人組成而且就基本準則達成一致的機構，他們根據現有的原則，基於證據來裁定誰是有罪的一方。”
這位專家表示，否則的話，美中雙方會陷入周而復始的報復，而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終止。
他說：“我們知道，外國政府和公司竊取我們的公司秘密。現在，我們的敵人還尋求擁有破壞我們的電網、金融機構以及空中管制系統的能力。我們不能在很多年後往回看的時候試圖理解在我們的安全與經濟面臨實實在在的危險時為什麼什麼也沒有做。”
但是，負責美國情報工作的監管以及立法的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羅傑斯(Michael Rogers)認為，美國目前仍然沒有製訂相應的政策。
密西根共和黨眾議員羅傑斯：“美國還沒有意識到，這可能是我們所面臨的最為嚴重的國家安全挑戰而美國政府卻遠沒有到製訂什麼樣的政策來對付這個問題的程度。”
針對中國的網絡間諜和網絡盜竊行為，美國應該如何應對呢？
擔任過美國國家安全局與中央情報局局長的海登(Michael Hayden)將軍認為，美國司法部起訴5名解放軍軍官的舉動只是美國向中國發出的信號之一。
海登: “我認為，中國的網絡行為現在是美中關係的核心組成部分，而且可能毒化整體的雙邊關係。因此，美國必需向中國發出信號，向他們表明美國對這個問題的重視。”
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哈德利(Stephen Hadley)認為，美國有關部門應該成立一個特別工作小組，在網絡領域採取讓中國心知肚明的反擊行動。
他說：“我認為，我們需要在網絡空間對網絡犯罪行為進行懲罰，找到一種消除網絡犯罪分子進行網絡威脅的能力，儘管這裡面涉及很多法律以及政策方面的問題，直到有一天美國可以對這種行為進行非對稱的懲罰，否則這種行為不會停止。”
哈德利並不是唯一持這種看法的人。
喬治梅森大學法學教授拉布金(Jeremy Rabkin)說：“在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對確實而且非常嚴重的安全挑戰做出有效反應而不採取某種報復行動的先例，而目前我們則沒有任何報復措施。我認為，當我們考慮如何報復的時候，我們至少應該把網絡領域的報復措施包括在其中。”
美國國務院網絡問題協調員佩恩特(Christopher Painter)對在網絡領域進行回擊則不以為然。
他說：“這樣做的問題在於，你打擊的對像是什麼？網絡領域的問題是，如果你是一個很聰明的襲擊者，你會通過無辜的第三方來進行襲擊，很多服務器的襲擊使得世界各地的電腦受到影響，結果你會對這些位於德國、法國或者是加拿大的電腦進行回擊，你實際上回擊的不是那些襲擊者。”
擔任過白宮網絡安全政策資深主任的佩恩特認為，對付網絡襲擊的最好辦法是一方面加強防禦襲擊的能力，同時採取措施緩解威脅。
他說：“你必須動用所有的工具，其中有些是外交手段，有些是經濟方面的，有些是執法方面的，就像我們最近所看到的；最後一招是，在威脅達到很高的程度時動用軍事手段。你必須研究這一系列的工具，而美國事實上也在這樣做。”
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羅傑斯也認為，這個解決辦法必須是多方面和全方位的，而加強美國抵禦網絡襲擊的能力是第一位的。
他在回答美國之音記者提問時表示：“首先，我認為，作為一個更為廣泛計劃的一部分，起訴、簽證限制、對個人實施金融制裁等可以起作用。但是，如果你先沒有防禦措施，這些是不會起作用的。對於我們這些研究過解決這個問題的整體方案的人來說，這個解決辦法包括對那些被盜竊的產品或者是基於盜竊的知識產權而研發出來的產品徵收關稅。”
起草了有關網絡襲擊法案的羅傑斯議員還表示，在這個問題上，美國需要盟友的幫助。
他說：“我們也需要我們的國際夥伴在任何雙邊協議中對中國施壓，不管這個雙邊協議涉及的內容是什麼。人權當然是絕對重要的，但是排在前三位的議題應該是經濟間諜、經濟間諜與經濟間諜。”
前國安局局長海登將軍也認為，美國必需從整體上來解決這個問題。
他說：“這包括簽證、許可證、以美元計價的貿易、紐約交易所的上市、多少中國學生可以在美國的哪些大學獲得何種學位等等。”
今年3月卸任的國安局局長、美國網絡司令部司令亞歷山大(Keith Alexander)將軍認為，美中之間進行對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最佳途徑。
他說：“需要發生的是你需要把美國人與中國人弄到一起，以有意義的方式進行交流。”
不過有防務問題專家則認為，美中有關網絡盜竊的糾紛最好交由國際性的爭端解決機構來處理。
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歐漢龍(Michael O'Hanlon)：“處理這類案子的最佳途徑是成立獨立的、受尊敬並獲得授權的團體或機構，決定什麼樣的懲罰是適當和公平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有世界貿易組織這個機構，因為它有一個由不同國家的人組成而且就基本準則達成一致的機構，他們根據現有的原則，基於證據來裁定誰是有罪的一方。”
這位專家表示，否則的話，美中雙方會陷入周而復始的報復，而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終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