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4日夜間，幾十名中國“八九”民主運動代表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市郊的馬里蘭州羅克維爾市舉行紀念天安門事件30週年活動，對過去海外民運人士的工作進行了反思和展望。
振作再出發，不必肩負太多歷史重擔
“太多的反思與檢討，我們已經做得太多了。我們應該做的是，我們如何重新再出發。” 八九民運學生領袖之一張伯笠在會上的發言得到了很多當年參加天安門運動的與會者的認同。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用了大屠殺這個詞。這個詞對我來說，我永遠沒有改變過，因為八九六四是中國人最大的一次覺醒 - 不只是學生，我覺得是包括知識分子和全民的一次覺醒。”張伯笠在發言時說。
他還說：“八十年代也是1949年以後的中國人最幸福的一個時代，不管對知識分子還是對我們學生來說，都覺得是中國的一個改革的一個機會，但因為中國共產黨的鎮壓、殘酷的鎮壓，這個機會失去了。雖然失去了，89年不是沒有意義。”
王丹：民運要團結、專業化
此次討論會組織者之一、八九民運領袖王丹在此次討論會上為今後的民運工作提出了“啟蒙、組織、動員、行動、整合”這五項原則。
王丹對在倡議整合民運時呼籲團結。他說，八九一代的民運“盡量要說自己好、不要說別人壞”。
他說：“我們應該愈來愈專業化，我們最近成立的智庫也是希望從這個方向發展。我們不能再像草寇一樣只會喊口號。我們既然已經在西方社會，我們就必須學西方社會比較專業的做法，怎樣去成立基金、如何去運作、怎麼樣財務透明、怎麼樣具體組織活動等等。”
王丹2018年在美國成立智庫“對話中國”（Dialogue China），希望在不同政治力量之間展開對話。這個智庫的理事會成員包括中國民主黨主席王軍濤、香港雨傘運動學生領袖黃之鋒、台灣太陽花學運領袖林飛帆等。
王丹還提議促進民運隊伍的“年輕化”。 “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每一年都要拉一個'90後'或'00後'進入我們團隊，或者跟我們一起從事活動。”王丹說：“沒有年輕人，我們再過三十年我們也都80歲了，所以年輕化是一個迫不及待的任務擺在我們面前。”
與中國國內運動對接
王丹還提議海外民運要與中國國內的民主運動人士整合，特別是中國“正在蓬勃發展的中產階級”。他說：“未來中產階級一定是社會民主發展的中堅力量，我們八九一代怎麼和中產階級對接，形成真正社會發展變化的基礎，這是我們未來需要思考的。”
參與討論的海外民運人士呂京花呼籲八九一代的活動人士與中國方面展開互動式的對話。她說：“怎麼走向基層，有很多辦法 …國內還有很多企業家要麼來美國，要麼來歐洲國家去談判、談生意，這都有出入口。”
王丹還號召海外民運要加強與西方國家公民社會的整合：“長期關心和支持中國的人權觀察、國際大赦等等，我認為過去跟他們的整合是做得不夠的…我覺得他們都很希望我們跟他們有力量上的結合。”
鄭旭光：對中國民主化之艱難認識加深
“這麼多年以後，我們對'六四'造成的負面影響看得更清楚了。” 八九學運領袖之一、長期居住在北京的鄭旭光在發言時說：“我們也看到，我們在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要推行民主化自由化確實是一個艱難的過程，我想我們當初無論是學生還是知識分子都是估計不足的。”
他說：“在（民運）學生這一塊，不管是在權力層面、知識界層面、企業財富層面（在當今的中國社會）都起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鄭旭光認為，中國這三十年發生的變化，也是在這些“八九”一代的行動中形成的：“我們現在看到的一切，（八九學運一代）越來越成為這些事件的主體。”
鄭旭光說：“20年前，人們都還堅信大家對八九年的看法不會變；到現在我都不敢堅持這一點了。我說的不是通緝令上的朋友，我說的是參與了89年（運動）的這些更廣泛的學生。”
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6月2日說，中國政府的天安門鎮壓是“正確的”決定，六四之後中國變得更加“穩定”。針對這一說法，鄭旭光指出：“（魏鳳和所說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指的是中國經濟的大發展，我們不要很簡單地認為這是中共官方高層的看法，實際上也是 - 我很不願意說這個詞 - 更多的我們視為八九一代的看法。”
“我們坐在這裡的，我們是八九一代的少數人，我們真的是少數人，”鄭旭光說。
胡平：再接再厲，否則歷史的評價會更苛刻
海外民運的理論家、《北京之春》雜誌榮譽主編胡平說認為，六四30週年，重要的一點反思是不要放棄對非暴力抗爭的信心。
他說：“反思很簡單，六四屠殺之後，很多人失去了對非暴力抗爭的信心，而暴力抗爭又缺乏手段、沒有可行性，因此多數人就變成放棄抗爭，30年永遠爭論不休。 ”
胡平說：“現在很多人對八九民運的看法和原來不太一樣了。如果我們不能讓八九民運繼承下來，發揚下去，不能再接再厲，那以後歷史的評價還會更苛刻。”
其他一些與會的討論者對美國現任政府寄予了一些期望。作家蘇曉康說，特朗普政府能給中共政府帶來了幾十年來少見的挑戰。
王丹此前也在《紐約時報》撰文稱，特朗普對北京的強硬立場“以一種奇異的方式發揮了效力”。他希望通過貿易戰，美國能向中國領導層表明，西方不會容忍中國利用科技從事間諜活動和對社會強加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