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歐美的關係正在從合作與競爭，轉向為競爭與對抗。儘管歐盟與美國的對中態度還是存在一些差異，但到底是競爭大於對抗，還是對抗大於競爭，卻是人們常問的一個問題。今年夏天北約峰會時關於中國的措辭討論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德法堅持將中國描述為對跨大西洋安全秩序的“挑戰”，而美國則希望將中國描述為“威脅”。
然而在歐盟與北美之外的區域，對於中國的態度卻是大相徑庭。德國智庫墨卡託中國研究中心(MERICS)近日發表的一份報告顯示，歐美陣營之外的國家(報告的撰寫者來自8個不同的國家)普遍傾向於將美國作為安全夥伴，將中國作為經濟夥伴。在過去十年中，這些國家與中國的關係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加強，並且都反對在美中之間選邊站隊，所在國政府均希望在美中競爭中尋找新的機遇。
歐美陣營外的對中看法
墨卡託中國研究中心(MERICS)是歐洲最大的研究當代中國問題的機構，這份名為《陣營之外：全球對中國和美中關係看法》( Beyond Blocs: Global Views on China and US China Relations )的報告的撰寫者，來自孟加拉、智利、印尼、哈薩克斯坦、肯尼亞、尼日利亞、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這些國家都是中等規模的“中堅”國家，並多是所在區域的強國。
自從2019年歐盟將中國定義為“制度性對手(systemic rival)”後，這一概念已經逐步成為歐盟各國決策者看待與中國關係的主導框架。但正如該報告在主要結論中指出的那樣，“即使在歐盟內部，這種觀點也不完全相同，在全球範圍內當然也不普遍。對中國崛起的態度與聯合國成員國一樣紛繁多樣，許多國家對美國和西方國家的看法比對中國的看法更為尖銳。”
這份報告的編者雅各布-岡特(Jacob Gunter)和海倫娜-萊加達(Helena Legarda)表示，這八個國家的對中態度與發達自由民主國家的主流說法有很大差異，對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的態度也是如此。
該報告的撰寫者之一，尼日利亞拉各斯州立大學政治學系講師阿卜杜勒-加法爾·托比·奧肖迪(Abdul-Gafar Tobi Oshodi)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就表示，“尼日利亞與許多西方國家的關係就像一個老師和學生，“老師來告訴你，哦，你不需要這種方式”。他們想告訴你，建議你，但中國不是這樣的。尼日利亞或非洲與中國之間的發展差距是巨大的，但中國願意作為同行來到桌上討論”。
“我認為大多數西方國家沒有想到的是，中國已經在建設這裡的基礎設施，一個戰略基地或你可能看到的未來生態。現在，中國不僅僅在考慮著影響精英們，並且正在超越這一點。中國正日益成為非洲國家的大學中的一個大玩家。獎學金、學者間的交換交流，這就是(與中國合作的)未來，中國已經在考慮下一代非洲的領導人了”，奧肖迪在採訪中表示。
對中態度的多面性
另一方面，即便在同一個國家內部，對於中國的態度也是存在很大差異的。
來自智利的報告撰寫者帕梅拉-阿羅斯蒂卡-費爾南德斯(Pamela Aróstica Fernández)表示，在考慮智利對中國的看法時，有必要區分當局的官方言論和非官方精英團體的言論。官方的言論總是對中國持有積極的看法，稱讚智利與中國的“特殊關係”。
另一方面，由於智利與中國間在地緣政治、外交、政治、經濟等方面的不對稱性，非官方的精英們的看法裡則充滿了對中國的不信任和恐懼。
比如，政治和學術界人士對雙邊關係中軍事層面的加強表示出了擔憂。在智利的企業界，對中國的積極或消極看法則取決於所處領域與中國的關係。在大型企業協會(原材料出口商和中國製成品進口商)中，中國被認為是“機會之源"。但中小型企業的看法則不同；比如製鞋業的對中負面看法最為強烈，由於中國的競爭，該行業智利幾乎已經消失。
哈薩克斯坦也存在著跟智利類似的情況。該報告的撰寫者之一，倫敦大學國王學院DIGISILK項目研究助理奧尤娜-巴爾達科娃(Oyuna Baldakova)表示：“中哈關係可以用'暖陽的政治，冰冷的公眾'來形容，政權和商業精英表現出謹慎的親中態度，而廣大公眾則對此存在異議。公眾輿論往往會將中國與中國移民相提並論，而中國移民則通常被認為是負面的。儘管反華抗議活動越來越多，但哈中政府間享有穩定的高層關係，並在2019年達成了雙邊永久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協議。哈薩克斯坦的專制體制使得公眾的關注很難直接影響政策制定，儘管廣泛的公眾抗議有時會導致政策的轉變，例如2016年土地改革的暫停”。
一項2020年的調查顯示，只有7%的哈薩克受訪者“強烈支持”中國的能源和基礎設施項目，而超過70%的人對中國購買土地的前景感到非常擔憂。
哈薩克斯坦還有一個此次報告中其他7國不存在的問題。佔該國人口70%以上的哈薩克族，在中國的新疆也有超過150萬的人口。巴爾達科娃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近些年新疆人權問題的迅速惡化，“強迫勞動和再教育營，這裡的人都知道這些”。
“自從哈薩克斯坦獨立以來，政府一直在實施一項計劃，邀請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哈薩克人回到哈薩克斯坦，給予他們土地，在國家的支持下，讓他們回到這個國家。所以很多哈薩克人從中國搬到哈薩克斯坦，在這裡得到了土地，並把他們的家人帶過來。而這些搬回來的哈薩克人仍然與新疆有著聯繫，他們仍有家人在那邊。這些社群是有相互聯繫的，這就是為什麼哈薩克斯坦社會對在新疆發生的事情有普遍的認知”，巴爾達科娃在採訪時表示。
作為經濟夥伴的中國
墨卡托公佈的報告指出，通過貿易、直接投資(FDI)、基礎設施融資和項目促進，中國與該報告提及的8個國家的經濟交往都在進一步擴大。但另一方面，這種經濟關係絕大多數是單方向的，中國的出口、投資和融資都在增加，而另一方卻很難跟上腳步。
在過去十年中，這8個國家中的大部分都在對中貿易上出現了顯著增長，總體貿易量增加了數倍。但除了智利和沙特阿拉伯之外，其他國家在貿易量增長的同時，均出現了顯著的對華貿易逆差——進口急劇上升，而出口卻保持不變。從整體貿易上看，中國在這些國家的進口和出口中，都佔據了更大的份額，中國已經成為這些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或最大貿易夥伴之一。
人們普遍對更密切的經濟關係、不斷增長的貿易和來自中國的投資持積極態度。像沙特阿拉伯和哈薩克斯坦這樣的石油資源大國，都擁有可觀的主權財富基金，在面對中國資本時的態度就顯得較為從容。巴爾達科娃在採訪時就表示，“中國和哈薩克斯坦政府間曾簽署過一項關於52個不同類型的工業投資項目的協定。但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由於哈薩克斯坦有一個規模可觀的主權財富基金，可供國家用於自己的基礎設施項目。因此，他們並不真的需要那麼多來自中國在該領域的資本。所以在這個方面，他們沒有那麼依賴中國”。
但總有一些例外，比如在尼日利亞，中國進口產品壓低商品價格和取代當地小生產者就令人擔憂，但更大的問題則來自於債務。
尼日利亞拉各斯州立大學政治學系講師奧肖迪在其報告中指出：“截至2020年12月，中國對尼日利亞的貸款約佔外債總額(333億美元)的10%(33億美元)。雖然從總的外債組合來看，這似乎是可以控制的，但中國是尼日利亞最大的雙邊貸款國，佔雙邊貸款的80%。因此，西方外交官們所使用的中國債務陷阱的說法，可能很快就會進入(尼日利亞的)國家話語。2020年，關於中國貸款影響尼日利亞主權的問題，成為了國家議會和新聞中的一個重要議題。最常見的批評集中在來自中國的貸款在不斷增加；這些貸款協議缺乏透明度；以及在中國資助的建設項目中工作的中國公民人數。
中國模式
在34個非洲國家中，尼日利亞在2019/2021年非洲晴雨表調查中對中國發展模式的最佳評價排名第七，29%的受訪者表示喜歡這種模式，有36%的人喜歡美國模式。
奧肖迪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在我看來，中國模式是關於“簡便性”的，這是從總統到普通人的觀點。從中國來的項目，沒有很多官僚主義的問題，比如詢問你的治理、你的預算，以及所有這些東西的。這不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簡便性，而只是同行之間的關係——看看我們能做什麼，行的話就進行談判，這不需要花費太多時間。中國不會問你，你的治理結構是什麼”。
這種不過問政治和人權話題，只專注於經濟投資和成本效率的所謂務實態度，對於尼日利亞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也在成為一個優勢。
“美國模式是非常民主的，社會很棒，機構都在發揮作用。但我們是否可以復制這一點？許多非洲國家都有這種民主模式，但它並沒有真正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這就是挑戰所在之處。當你通過非洲晴雨表的調查看到一些非洲國家說中國模式比美國模式更適合他們，你也許會感到震驚和困惑，但這是人們所看到的”。
“當你擁有的民主制度幾乎貧困潦倒時，人們談論這些事情不一定是因為他們想擁有中國的那種政治制度，但他們希望復制中國人的做法。這就是你所看到的模式——中國的轉型，為什麼他們能夠實現同樣的目標。我認為大多數非洲人會想要民主，他們相信民主。但問題是，民主並沒有回答這個棘手的難題“為什麼我一年比一年更窮”，奧肖迪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