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狼外交”在當今世界成為中國的外交品牌。中國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9月1日中共中央黨校發表談話，號召中共官員“丟掉幻想、勇於鬥爭”。與此同時，中國的國際關係學者近年來竭力在全世界推廣“天下”、“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類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思想。如何看以及如何應對中國這兩套言行由此成為研究中國外交政策的海外學者的一個課題。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9月1日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2021年秋季學期中青年干部培訓班開班式上表示，“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關鍵時期，我們面臨的風險挑戰明顯增多，總想過太平日子、不想鬥爭是不切實際的。”
但是，在5月31日，習近平發布指令，要求中共各級領導“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國際間有不少觀察家隨後一度猜測習近平是因為他所倡導、鼓勵或默許的戰狼外交展示出明顯的戰績不佳甚至是適得其反的局面,不得不要求中國的官員和外交官改弦更張，緩和或放棄對外好勇鬥狠、咄咄逼人的言說方式。
然而，來自習近平的最新說法推翻了那些觀察家的猜測。在中國戰狼外交方興未艾之際，中國國內外的一些觀察家和學者注意到，在戰狼外交在中國大行其道的同時，中國官方學者近年來在國際關係和外交政策研究領域大力推廣所謂的源自中國傳統文化的國際關係和外交政策思想，其中包括更有可能實現世界永久和平的“天下”體系，以及“相互尊重”、“雙贏”、“新型大國關係”等觀念。
在一些觀察人士看來，鑑於中共政權，尤其是習近平領導班子，常常是不加掩飾地以“你死我活”的鬥爭思路和言說來評判和處理內政和外交問題，習近平當局以及中國官方學者所宣揚的各國友好的觀念和說辭是不值得一駁的詐騙。
但英國倫敦國王學院劉氏中國研究院中國國際關係劉氏講座教授阿斯特里德·諾丁（ Astrid Nordin）認為，至少就研究中國外交政策和國際關係思想的學者而言，中共官方以及官方學者所提出的那些源自中國傳統文化的國際關係思想觀念是值得注意、討論和闡發的。
諾丁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戰狼外交思想和共生性的“友好關係”思想在當今中國並駕齊驅相互競爭是好事，顯示了中國的公眾輿論仍然有巨大的多樣性，而國際間的學者也應當通過對中國官方及其學者基於中國傳統文化提出的國際關係觀念提出自己的闡釋來跟中國進行政治對話。
諾丁還指出，當今中國的外交辭令顯得更為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包含更多的種族主義、沙文主義；這種民族主義在中國前領導班子在任時期也存在，但習上台以來他把這些東西發揚光大了。
以下是諾丁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記錄。諾丁表達的是她個人的觀點。
現在對中國外交政策的走向感到更悲觀
金哲問：我讀了你在網絡雜誌《談話》The Conversation上跟英國利茲大學教授格林厄姆·史密斯聯名發表的文章，標題是“中國與西方：迥然不同的傳統使真正的朋友關係不太可能發生 - 這裡是解釋”。我也讀了你和史密斯教授在2018年9月一期的《國際關係 -亞太地區》雜誌上發表的論文，標題是 “將友誼重新引入國際關係：中國與西方的關係本體論”。
我的印象是，在過去的兩年裡，你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或中國跟自由民主國家的關係的看法變得有些悲觀了。你是否認為我的印象是錯的？
諾丁答：我要說，我確實是對中國外交政策的走向或是跟自由民主國家的關係走向感到更悲觀了。但是這一點可能不能從我的文章當中推導出來。 2018年在雜誌上發表的那篇論文完全沒有談及中國政府或中國的外交政策。那篇文章只是反映了我們所認為的中國文化圈和英語文化圈的某些思想傳統。
我們的意思並不是要說，那些有關朋友關係的想法就是反映了中國政府在討論朋友關係時的想法。我們樂觀地把那些關於朋友關係的想法視為有可能取代中國和英語世界截至目前所流行的那些成問題的有關國際關係的想法。我認為那些想法跟中國政府的所作所為不是一回事。
實際上，我對我的一些寫同類同題材論文的同事的批評是，他們有時候把中國傳統思想跟中國政府的所作所為混為一談，因此他們所說的中國跟實際的中國是很不一樣的。
如何恰當地看戰狼外交
問：中國如今以常常是毫無愧色的戰狼外交而著稱。這種外交在英國也可以明顯地感覺到。作為一個多年觀察中國的國際關係學者，你認為國際社會應當把這種可怕的外交品牌歸咎於誰，或歸咎於什麼？或者，你是否認為就像中國官方媒體跟中國人所說的那樣，近年來中國之所以變得變得更為好勇鬥狠是因為國際社會或自由民主國家的所作所為？
答：我想，我們需要明白，中國所發出的那些好勇鬥的言論，以及來自世界其他國家的類似的言論，如（美國前總統）朗普通過推特所發表的言論，那些言論都是在關係當中發生的，因此不能孤立地歸咎於某一方。這些言論是在回應另外的人和另外的事的時候發生的，這些言論我認為並不是衝著國際聽眾發表的，而主要是給國內受眾的，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都是這樣。
因此，很多政客想利用這些好戰的言論來討好國內的某些群體，有時候是討好精英群體，有時候是討好大眾群體，有時候是討好人數眾多的群體，有時候是討好人數不多的群體。因此我認為，有些學者說這世界上有人要為國家間彼此爭吵、要為在國際間助長這種不可接受卻常見的言說方式擔負某些責任不一定全對，但這也不是你就完全沒有過錯，假如你蓄意用這種言說來挑釁。
問：我還想問一個關於戰狼外交的問題。中國國內外很多人認為，這種外交離奇得令人難以置信，其效果是適得其反，自作自受，非常粗魯，粗暴，難看。在你看來，截至目前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外交成就了什麼？敗壞了什麼？
答：我們先說成就了什麼吧。我想一個成就可能是它在中國或華人某些群體當中激起了民族主義的狂、效忠或驕傲。它或許還讓某些國際受眾對這種針對他們所不喜歡的人的粗魯、粗暴、難看的言說感到歡快。
至於說它敗壞了什麼，我想敗壞的東西更顯著。中國的黨國受損最大。我認為在（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以及習近平之前的中國領導人的領導下，中國的官方敘事試圖把中共掌控下的中國描繪為一個更好的、更文明的、更富有愛心的、更令人振奮的另類世界的領袖。但假如中國把自己降低到特朗普的水平，你就顯示了實際上你完全樂意以這種不文明的、不尊重人的粗魯、粗暴、難看的方式行事。
因此我認為中國的這種做法損害了中國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所做出的努力，這就是把中國描繪為一個更文明的國家，跟好戰的、霸凌的美國或西方的霸權截然不同。 （中國）這種粗魯、粗暴、難看的行事方式損害了前中國領導層在打造中國國際形象方面做出的努力。
戰狼外交與習近平何干
問：中國國內外有相當多的人把戰狼外交在中國成為時髦這種局面歸咎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你認為這種歸咎公平合理嗎？無論你的回答是Yes還是No，你可以說說為什麼嗎？
答：或許我的回答既是Yes又是No。
我認為習近平可能是明確改變了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角色的官方說法。現在中國的這方面的說辭更為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包含更多的種族主義、沙文主義。這種民族主義在前領導班子在任時期也存在，但習上台以來他把這些東西發揚光大了。
現在中國有了更公開的“我比你牛”的說辭 - 因為我比你強我比你更有力量，因此你要乖乖的聽我們的話。而且，現在中國也有了更公開的中國跟西方對陣的言說。在中國前領導班子在任期間，這種言說並不明顯。
然而，在戰狼外交大張旗鼓的一些表演之後，習近平又出來說中國需要使自己更可愛，需要交更多朋友。說到朋友，你已經讀了我跟史密斯教授寫的文章。習近平所說的朋友意思可能比別的領導人所說的更具體，跟受自由民主傳統影響的領導人所說的朋友的意思不一樣。
但是我們或許可以這麼解釋 - 中國官方最近又說中國需要使自己更可愛、需要結交更多的朋友，這種說法是對戰狼外交的一種反彈。然而，習近平也沒有處罰那些戰狼外交官，而那些戰狼外交官先前假如沒有受到獎勵，他們也不會有這種言行。但很可能習近平現在認為這種戰狼外交的言辭是適得其反，因此就想對他們進行約束，雖然他沒有公開說這種言辭沒有給中國帶來好處。
如何應對中國咄咄逼人的外交姿態
問：“中國與西方：迥然不同的傳統使真正的朋友關係不太可能發生”，這是你最近在網絡雜誌《談話》上於史密斯教授聯名發表的文章的標題的一部分。作為關注中國的國際關係學者，你認為自由民主國家面的這種情況能做什麼？中國能做什麼？
答：首先或許我應當指出，這篇文章的標題不是我和史密斯教授自己定的。我們都不信服有一種所謂的真正的朋友關係。這種說法是雜誌編輯對我們的文章的理解，不一定是我們的理解。
你提出的問題是，現在自由民主國家中國的關係不那麼友好或合作了，面對這種正在出現的而且可能會長期持續的情況，自由民主國家能做什麼，我認為有一件可能會有幫助的事情是，各方都堅守自己的原則。
比如說，自由民主國家要確保它們的行為是盡力堅持自由的或至少民主的。假如自由民主國家的行為是不堅持自由的不民主的，當然這樣其他國家就不會相信它們，就不會尊重它們的立場。對中國來說，假如中國的政治領導人聲稱自己行為和諧、文明，但同時行為又好戰不和諧，大家就不會接受中國所發出的友好關係的信息。因此說話算話、按照自己所申訴的理想行事，在我看來對各方來說都是向前進一步。
天下觀與戰狼外交觀的共同之處
問：在題為“將友誼重新引入國際關係：中國與西方的關係本體論”的論文中，你和史密斯教授描述了中國學者近年來如何試圖將“天下”、共生性的“友好關係”等概念引入國際關係學術研究。但同是近年來戰狼外交又在中國異軍突起。你如何看這種南轅北轍？
答：我想這真是個好問題。
之所以有這種南轅北轍部分是因為在中國的公眾輿論仍然有巨大的多樣性，而不是千篇一律鐵板一塊。這樣的輿論多樣性就像在美國在歐洲一樣是一種令人鼓舞的跡象。但是我認為中國這些說法背後的觀念有一個共同點，這就是愛國主義。
習近平稱道天下觀或友好關係，認為這些概念比國際關係的概念更好。但這些說法的背後的信仰是中國人或中國的精英對這種更好的世界觀有更好的把握。幾年前我寫了一本書，書名是《中國的和諧世界》。我在那書裡提出的論點是，這些觀念的基礎是一種想像，這就是中國或中國文明是領先的，是其他國家必須追隨的。
我想戰狼外交跟這種想像是合拍的。當然戰狼外交的表現方式在天下觀的持有者看來是不文明的，不可接受的，他們的行為方式跟中國的思想家或哲學家所提倡的傳統發生了衝突。在我看來，天下觀的基礎主題即中國文明優越於其他文明，這是天下觀的持有者和戰狼外交的稱道者都認同的。
應如何對待中國官方提出的術語
問：中國官方推出許多涉及國際關係的術語，如友好關係，天下，人類命運共同體，相互尊重，雙贏，新型大國關係。許多熟悉中國當代政治的批評者說，信奉斯大林主義的中國共產黨政權推出這些詞語純粹是為了欺騙，因為中共歷來信奉你死我活的哲學。實際上，習近平主席親自明確重申了這一哲學，聲言美國是中國發展和安全的最大威脅。在這方面，英國也不比美國好到哪裡。你如何看承認或接受這些來自中共官方的這些術語的風險？
答：這是個重要的問題。當然，中國的黨國根本就不相信我可能會解讀的這些說法當中的某一些。我認為重要的是，要記住兩件事情 - 第一，這種語言並不屬於中國的黨國，因此這種語言的意思並不是黨國所說的意思。因此，我們就可以通過其他的用法來抵抗黨國企圖單方面規定“友好”、“天下” 等說法究竟是什麼意思。
再者，我認為黨國使用這種語言術語恰恰是我們批判性地使用它的好理由。因為用另一種方式來使用它，就會破解黨國獨霸它的企圖。黨國試圖假裝所有的中國人的想法是一樣的，他們的信仰是一樣的，他們的思想信仰是跟黨國一致的。黨國使用這些詞語恰恰是我們來破解來批評這些詞語、用其他的方式來使用它們的好理由。我認為尤其有意義的是挖掘這些詞語的歷史的和其他的不同的用法，那些用法跟黨國的用法不同。
比如，習近平在中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當中也提到“友善”，說這是中國人應當擁有的品質，是傳統文化遺產，並且說他知道友善究竟是什麼意思。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就應當指出在中國的傳統中，友善有跟他所說的不一樣的意思。假如你要珍視中國的歷史、中國的傳統思想，你就必須要給其他的不同於黨國的解釋留出空間。
中國官方提出的術語有什麼用處
問：批評者說，在中共看來，友好關係的意思是你必須認我為老大哥（中國前外交部長非常坦率地實際這麼說了，他對東南亞國家聯盟成員國說，你們都是小國，中國是大國，這是事實）；天下的意思是中國有權佔據天下的中心做老大；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思是你要不聽我的命令就該被滅掉（中共的支持者公開宣揚中國要奪取台灣，留土不留人）。我的問題是，你如何看批評者提出的這些批評？或者說，你認為來自中國的這些術語究竟多麼有用？
答：我基本上是同意這些批評意見。我的意思是，我認為中國共產黨和黨的支持者是以壓迫性的、使他國他人整齊一律的方式使用這些術語。他們把中國視為世界秩序的領導者，其他國家必須跟中國保持一致。中國或者是脅迫他們，或者是勸說他們，反正他們必須跟中國保持一致。當然，這不僅僅是中國獨有的慣常做法，世界其他國家也有這種做法。
我還是要說，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談論這些術語，讓這些術語表達不同的意義。我們必須指出，你可以跟我說友善/友好是什麼意思，但我不一定接受你的友好/友善的說法，因為在中國傳統中、在世界其他國家，有大量的關於友善/友好的不同的理解，這些不同的理解會走向融和。你可以告訴我友善/友好意思是我是你的小弟，但我不接受這一點。因此這恰恰是以批判的方式討論這些術語的用處所在。
除此之外，我們還有什麼純粹的、不會造成問題的其它方式來討論這些術語？我反正是想不出來。從自由民主的傳統，從中國的傳統，從其它的傳統都想不出來。我認為所有的術語都會有問題，最終都是政治性的。因此我們需要進行政治對話，假如你要挑戰中國領導層的說法，我認為最好的方式是跟中國領導層辯論互動（engagement）。跟它的政治博弈就是以其它的議事規程，就它的術語對它說話，談論它。
太多有關中國預測都被證明是錯的
問：中國當局一直教導中國人說，外交是內政的延申。這話看來相當正確。許多中國問題觀察家說，在習近平的統治下，中國變得日益缺乏自信，仇外，咄咄逼人。在這種情況下，你是否認為中國還是有可能變得不那麼好勇鬥狠而是更為和平和善？
答：這是一個價值百萬元的問題。在中國研究領域，太多有關中國的預測事後都被證明是錯的，但是假如讓我在這裡一窺未來，我不認為在將來中國會變得更為和平，好鬥性減少。我認為重新思考跟中國交往的一些基本戰略問題或許是有益的。 假如我們看一看中國內部的政治和政策，而外交就像你說的那樣是其內政的延伸，我就感到相當悲觀。我們看到中國內部的暴力問題在增強，在新疆以及在中國其他地方。當然，這也反映了仇外情緒在全世界的增強。不幸的是，中國和中國的黨國為這種情緒做出了貢獻，而不是與它反其道而行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