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屆聯合國氣候峰會（COP26）上，美媒記者跟中國氣候特使對於使用中文還是英文回答的言詞交鋒，引發熱議，中國特使解振華一句“不如你用中文提問”，也可以看出中國在話語權上的自信以及有逐漸跟西方較勁之勢。分析人士表示，西方話語權的正當性在於自由、民主與人權的普世價值，絕非中國高分貝喧囂所能撼動。中國現在正在打一場“逆風球”，不論因為它是共產體制還是中文在全球的影響範圍，想要去影響西方傳統和非華文圈的人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西方話語權鬆動？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日前舉行一場論壇，發布《全球雄心：中國推進國際話語體系變革的機遇與挑戰》報告。報告指，繼經濟實力結構出現東昇西降的變局後，西方領銜的國際話語體係也出現了鬆動，例如國際金融危機、黑人弗洛伊德遭警壓頸致死事件、美國撤軍阿富汗，以及新冠疫情歐美表現欠佳等，暴露了以自由、民主、人權為主體概念的西方話語霸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公信力危機。加之近年來中國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增多，也造成中國話語力量的崛起。
不過，該報告也說，雖然世界越來越把目光投向於中國發展，讓西方話語權陷入危機，但西方話語霸權護持之勢仍在。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話語處在西方強勢地位的壓制下，仍無法與之抗衡。報告特別希望中國的智庫能有“雄心”去影響白宮及其他西方國家，推動國際話語權的變革，重塑中國在全球的話語權。
今年5月31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集體學習時，就曾強調中國要形成跟現在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構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戰略傳播體系，著力提高國際傳播影響力、中華文化感召力、中國形象親和力、中國話語說服力、國際輿論引導力”，以營造有利的外部輿論環境。
中國官方的人民網11月1日援引人民大學該份報告的報導中指出，“西方話語霸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公信力危機”，但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分析人士均認為，這是中共誇大宣傳的效果。不論從該份報告還是實際情況，中方話語權至今都還沒有占到優勢地位，即使中國的喧囂一時擾動國際社會“一池春水”，但並未讓西方話語權陷到“危機”的地步。
喧囂撼動不了價值正當性
香港時評人桑普對美國之音說：“這個衝擊不是巨大到會撼動到西方話語權的正當性，更重要的是，西方話語權的正當性也不是靠分貝高去處理，有些真善美的價值也不是中國靠話語權就可以把它淹蓋的。”
桑普指出，話語權涉及到價值體系，近十年來，西方價值體係出現了左派與右派的分歧越趨擴大，讓中方有了見縫插針的機會，攪動西方左派跟右派之間的矛盾，因此，與其說是中國崛起去挑戰西方話語權，不如說是西方價值體係自身出現了問題，而中方在這個大洪流裡，自然跟左派走得比較近。
桑普表示，中方運用西方話語權裡的諸多字眼，比方自由、民主、法治等概念，去建構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話語權，類似已故英國作家奧威爾（Orwell）在其知名小說《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裡提到的“奴役及自由、戰爭及和平”這類的表達一樣。
白宮過去也曾以“奧威爾式胡言亂語”（Orwellian nonsense）抨擊中國要求美國航空公司不得將台灣列為“國家”的行為。過去也曾有評論稱，中國是一個被奧威爾式的胡言亂語籠罩的幽暗國度。
桑普表示，中國是打著“西方的”紅旗來反紅旗，用西方的話語來反西方的話語權，但只要看看709維權律師們為何被抓，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為何遭監禁病逝，還有新疆、西藏、香港的人權問題等等就可以看到，中國戕害自由、民主與人權的案例不勝枚舉。
桑普說：“（中國）這一招是非常毒辣的，（但）無論它多麼的花言巧語，只要揭穿它的實質內容，就知道它根本不尊重自由、人權、民主、法治。”
據中國的人民網報導，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在中國話語權的報告發布會上指出，中西話語權之爭即將進入決戰期，當下的中國話語力量已經崛起，比如“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精準扶貧”等詞彙，已經越來越被世界所接受。又如中國的反腐、生態、秩序、基建、網購、外賣等獲得了世界普遍認同。還有過去一年中國推出了一系列反對美國長臂管轄的法案，也提升了中國國家威嚴和依法治國理念。王文還說，中國想要重塑全球話語權，需要打無數場“長津湖戰役”。
雖然中國試圖提升其話語的能見度與適用性，希望塑造國際社會的“中國觀”，但目前國際社會看待中國似乎仍以負面評價居多，“戰狼”的稱號可見一斑。人民網報導說，王文在報告發布會上表示，中國在解決了“挨打”、“挨餓”的問題後，正在解決“挨罵”的問題。
中國逆風球不好打
台灣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黃奎博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想走一條過跟過去西方價值不同的路，代表它必須要挑戰過去既有的主流觀點，進而創造出自己的相關論述體系，它是在打一場“逆風球”，自然非常困難。
黃奎博說，中國想要挑戰西方話語權的困難之處主要來自於三方面。首先，大家已經習慣了西方長期以來輸出的觀念思想。如果按照反殖民派的說法，自殖民時期起，西方就一股腦兒地將他們的觀念思想往非西方國家“塞”，讓這些被殖民人的想法跟西方趨同，這些人接受了被統治的事實，也認為西方的價值觀比自己國家的更為進步，因此接受並相信西方思想。
其次，中國的共產主義或“柔和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與絕大多數的西方政體並不相同，中國文化大革命和共產革命輸出的形像已經深植人心，對人類生活安全或是人權保障等方面一些留下難以消除的負面印記，也因此，共產主義的形像比不上西方國家幾百年下來在世界各地宣傳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來的正面。
第三個原因則是語言，英文在國際間的傳播便利性比中文強很多，中方文化思想的傳播還是必須經過一個“英文化”的轉換過程，才能讓非華人世界了解。
黃奎博說：“中國大陸就算它再怎麼努力，甚至把所謂的儒家思想、中華文化抓回到手上，問題在於所有的根基底蘊還是以中文為基礎，所以它要去影響這些外面的、非華文圈的人的時候，就很辛苦了。”
台灣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王宏仁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有一個令人匪夷所思之處，就是它想做的事情往往跟它想要達到的效果有一段很大的差距。王宏仁不相信中國會笨到故意去跟周邊國家或跟西方國家搞壞關係或破壞自己的形象。問題在於中國向外宣傳時，它所做的實際行為跟它想要達到的目的並不一致，才會導致大家沒有辦法去相信中國就是它所想傳達給外界的那個樣子。
王宏仁說：“我覺得它有一點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因為它那個中國中心主義太強了，以及它們跟外在接觸的訊息有時候也太片面了。”
王宏仁說，中國可能的確接觸到一些認同他們的國際訊息，比如說長期跟中國友好的國家或接受中國援助的一些非洲國家和中南美洲國家，可是這些國家本來就不那麼代表西方，也非民主體制時，那些片面的資訊可能就會影響中國，使它沒有辦法做出正確的評量。
智庫的角色
《全球雄心：中國推進國際話語體系變革的機遇與挑戰》的報告表示，為了重拾中國話語權，應鼓勵中國學人、媒體、智庫應有志向與雄心影響白宮、克里姆林宮、愛麗舍宮、唐寧街十號。據中國媒體報導，關於智庫的討論特別熱烈，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李國強就在會議上說，要增強中國智庫的傳播速度、影響強度與內容質量，以形成一個超越既有傳播渠道的“再傳播鍊式”的反應。
台灣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黃奎博根據自身的觀察指出：“我也注意到（中國）智庫或者是研究單位，它的英語化程度越來越高，甚至我也看到了它們有些涉台研究單位的人，現在可以去國外就用英語在談兩岸關係沒有問題，過去老一輩的都用中文，現在他們也慢慢有那種中生代或年輕一輩，可以講英文直接上場的，就是可以更直接的跟英語或者外語觀眾去溝通。”
不過，香港時評人桑普提醒，中國運用智庫只是一個開了一個頭，它會再透過全世界的海外組織，以及這些組織的在地協力者，比如孔子學院等，去重塑全世界對於一些基本文明價值的認知，如果西方社會對此視若等閒，不從組織源頭去根絕的話，中國反而會利用西方社會言論自由的這項特點，去傷害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
桑普呼籲西方社會應大力地推動“外國代理人登記制度”，將與中國業務往來的組織、團體或個人登記，揭露他們跟中國往來的資金、人員和事務等信息，且這些組織必須接受監管，否則西方世界的話語權將會面臨中國不斷加碼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