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著名史學家余英時先生在8月1日晚於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享年91歲。余英時先生1930年出生於天津，先是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後赴美國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之後在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香港新亞書院和香港中文學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各地任教，晚年寓居在普林斯頓。
在學術上，余英時專治思想史，以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通古知今，成為21世紀罕見的史學泰斗。2006年，余英時先生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的具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美譽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14年，又獲得唐獎第一屆漢學獎。同時，余英時先生持續關注現實、堅持在公共領域發聲，他的獨立自由的精神、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歷史學者的深邃眼光，使其成為當下華語知識分子的典範。
2018年，記者曾兩次到余英時家中對他進行採訪。
“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2018年4月，記者首次前往余英時寓所採訪近三個小時，當時，余先生正在寫他的回憶錄。余先生也給記者回憶了當時他離開中國的情景。他說，本來他在燕京大學讀書，寒假的時候去看香港探望父親，休假結束後就做火車回北京，火車還在廣東的時候，他突然想到父親年齡大了，又跳下火車，買了黃牛票，從羅浮橋又回到香港，那一年是1950年。
余英時這一走就是29年，直到1978年10月，余英時第一次回到中國大陸，真正體味到城郭如故人民非，雖然也激起過他的中國情懷，但是親朋好友的故事讓他越發有一種化鶴歸來的感覺。1989年後，余先生立誓不回大陸，並說：“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對此，青年學者羽戈說，這句話仿自德國作家托馬斯·曼。1938年初，曼流亡美國，對記者說：“這（流亡）令人難以忍受。不過這更容易使我認識到在德國瀰漫著荼毒。之所以容易，是因為我其實什麼都沒有損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德國。我帶著德意志文化。我與世界保持聯繫，我並沒有把自己當作失敗者。”說到文化，余先生還有一句名言：“哪裡有自由文化，哪裡就是我的故鄉。”這則可呼應本傑明·富蘭克林的名言：“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我的祖國。”
雖然，余英時先生曾表示，自己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但是，他非常看重自己“知識分子“的角色。在《歷史與思想》自序中，他曾援引美國史學家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話說，知識分子必須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他在自己所學所思的專門基礎上發展出一種對國家、社會、文化的時代關切感。這是一種近乎宗教信持的精神。正是在這種信持之下，余英時先生成為當代華人世界中持續關注現實、堅持在公共領域發聲的知識分子。
關心中國時政不做不問世事書齋人
在訪談中，余英時對當下中國時政非常了解，甚至包括當下被嚴密鎮壓和審查的群體性事件。他說，幾年前，大陸媒體比較自由時，經常報導每年群體性事件和抗議，有時竟至十幾萬次。近幾年來，媒體控制越來越嚴厲，我們已讀不到這類統計數字。但相關信息仍然不絕於耳，例如最近卡車司機聯合大罷工，喊出“活不下去”的口號，上海、山東、重慶、廣州、安徽、江西、浙江、河南各地司機都起而響應，顯示出危機蔓延之廣。以中共的專政力量，它也許能把這些個別的抗議和危機一一壓制下去，但這是一個無盡無休的過程，誰也不敢說壓制可以永遠成功。專政一天比一天加緊，正是它“害怕”的反應，所謂“四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實是在掩飾“害怕”。
因此，余英時說，雖然看不出中國現狀如何改變及何時改變，但他仍然堅信目前的極權統治並不是鐵打的江山，因為存在著內在的不可克服的致命因素。極權體系在短期內也許可以維持一種表面上的“穩定”，但是暗地裡卻在不斷弱化之中。
《南方都市報》《新京報》創辦人、前總編輯程益中說，余英時先生對我最大的激勵便是他對時政的關心，他不是那種不問世事書齋中人，對當下中國、對中共政權的過去現狀和未來都有著深切的關懷，這對於讀書人來說是莫大的鼓勵。2018年12月，程益中曾去拜訪余英時先生，程益中記得，余英時先生對他說，歷史就是過去的新聞，新聞就是現在的歷史，歷史和新聞兩門學科之間是相通的。這讓程益中受到莫大鼓勵。
在得知余英時先生去世消息後，因六四流亡海外的作家蘇曉康在fcebook上回憶了余英時陳淑平伉儷多年來對他的幫助，他寫到：“掐指已三十年，只覺得沐浴余先生之春風，享受的豐厚教益是一生都用不盡的；尤其我和傅莉，在劫難中得到余英時陳淑平伉儷的堅實慷慨的扶助，恩德重於山。這一番普林斯頓的際遇，一位大師級學人賜予我們的，不止精湛的知識，還有更偉大的人格力量，我的「六四流亡」因此而成莫大幸運。”
王丹回憶說，1989年六四之後，大批知識分子逃亡海外，余先生出面爭取到大筆捐款，成立了“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收留和保護了很多流亡的異議人士，這一點廣為外界所知，不需我多言，但必須一再提起，而且最令我動容的是，當時美國在首都華盛頓成立了自由亞洲電台，這是中國流亡異議人士聚集發聲的平台，政治色彩鮮明強烈，而余先生完全沒有因為這點而有所顧忌，長期以來，一直是自由亞洲電台的特約評論員之一，而且就跟他做學問一樣，一絲不苟，兢兢業業，持之以恆。
“中國面臨一個很嚴重的史學危機”
作為歷史學家，余英時非常關注當下中國的歷史研究狀況，他告訴記者，國內重要的歷史刊物，每一期他都會看，國內稍微好一些在歷史研究著作也會看。在訪談中，他拿起看了一大半的齊小林博士的新作《當兵：華北根據地農民如何走向戰場》說，這本書不錯，是一個朋友推薦給我看的，我看了確實是不錯。
不過，余英時認為，中國當下雖然有零散好的歷史研究著作，但整體來說，面臨一個很嚴重的史學危機。
他說：“這必須從中國現代史學的萌芽說起。從清末民初，章太炎、梁啟超等人提倡新史學以取代以前的王朝史，中國史學已踏上了現代化的台階。再經過“五四”新思潮激盪，特別是其中“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長期進展，中國史學面貌為之一新。錢穆先生回憶他在三十年代北平和當時學人如陳垣、秦公權、楊樹達、向達、賀昌群、張蔭麟等交往的情形說：'要之，皆學有專長，意有專情。世局雖艱，而安和黽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無倦。果使戰禍不起，積之歲月，中國學術界終必有一新風貌出現。'這一段話，字字都反映了當時的真實狀態。我現在抄錄它，也不勝感慨。而且即在抗戰期間，第一流的史學著作仍源源而來，舉其最著的例子，便有陳垣有關佛道兩家宗教史的研究，陳寅恪對隋唐制度和政治的專論，傅斯年的性命古訓，董作賓的殷歷譜，錢穆和張蔭麟的兩部史綱等。但自1949年起，中國史學研究遭遇到了空前的厄運。斯大林的'五階段論'（收在《蘇聯共產黨簡明教程》中）成為人人必遵的全科玉律以後，史學研究者已完全失去了構思的自由，任何帶有思想性的歷史論斷都必須以斯大林的教條為依歸。所以在整個毛澤東時代（1949-1976），史學家的主要工作只能集中在史料編輯方面；而由於編輯的原則仍出於教條，材料的收集也漏洞百出。我們今天檢查一下這三十年間出版的規模加大的史學書刊，便立即會發現，當時史學家所付出巨大勞動力，完全是白費了。蘇聯崩潰之後，俄國史學家回顧1917年以來的歷史書籍，坦承七十多年來的史學真是一片荒蕪，沒有一部書在今天還有閱讀的價值。中共的情形也如此。”
文革結束後，中國政治情況雖然稍微改善，但余英時先生認為，對於歷史研究來說，危機依然存在。
他說，1980年代以來，教條的拘束力雖然也有所鬆動，但定於一尊的意識形態依然如故，構思的自由並沒有顯著的改進。最近由於政權統治的體制發展到了頂峰，意識形態對於史學研究的干預也隨之加緊了。有兩個後果是顯而易見的：第一，所有研究經費都控制在“黨”的手上，只有對“黨”有力的史學論題才能得到慷慨的支援。至於尋求歷史真相但有損“黨”的形象的研究計劃，則必然落空，而且即使寫成了也很難發表。這是我從許多國內大學的史學教授那裡獲得的訊息。第二，最近《紐約時報》等媒體報導，中國大學（如清華）更加強了灌輸意識形態的努力，而“中國現代史”則是其中五項課程之一。這樣一來，中國史學就更遭殃了。我們都知道，中共所編寫的中國近代和現代史，一向以宣傳“黨”的“光榮、正確、偉大”為主旨。但其中也有階級性的差異。早年在延安，尚未得政權，範文瀾編中國近代史尚不敢過分宣傳，因為他出自黃侃門下，受過國學訓練，畢竟有所顧忌。1949年以後，歷史課本便越來越走向宣傳的路。到了1966年所謂“文化大革命”，歷史則完全變成了意識形態的工具，用謊言來抹殺事實真相已成為常態。今天作為大學中意識形態課程之一的“中國現代史”便是徹頭徹尾的偽史。中共已正式宣布對於毛統治下的三十年不許有任何負面的評論，對於毛死後至今的三四十年更不許稍有“妄議”。試想在這樣的裝填下，今天青年學生所能接觸到的，究竟是什麼樣的“歷史知識”呢？寫史必須用“直筆”，不能隱藏或歪曲事實，是中國最古老的傳統之一，所以，董狐“書法不隱”，孔子特別稱讚他是“古之良史”。後世朝廷史觀在《起居注》中記載皇帝的言行，無論是善是惡，也都援事直書。唐太宗想看他的《起居注》，便為史官所拒絕。古今對照，不但中國史學危機的深度顯露無疑，而且中國極權統治怎樣摧毀傳統文化也得到了一個具體的說明。
中國現代學術一個“典範”
余先生師從國學大師錢穆，錢穆顯示晚年《師友雜憶》一開始有言：“東西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此一問題圍困住近一百年來之全中國人，餘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余先生坦承：“東西文化問題也同樣困擾著我的學術生命。但我比錢先生遲生三十多年，具體關注的問題當然同中有異。”
在余英時先生看來，錢先生著重“東西文化”的“得失”和“優劣”， 而余英時先生關注的是文化異同的問題。在余英時看來，與文化異同密切相關的則是歷史變化的問題。“總而言之，二千年不變的歷史論斷對我越來越沒有說服力，因此尋求這兩千年間的歷史變動，終於成為我早年治史的重點所在。既然以變動為出發點，在某些問題上，我也不得不上溯至古代或下及於現代，以'通古今之變'。”這可以說是余先生一生學術脈絡所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自1950年代出版著作始，余英時先後著有中英文學術著作數十本，其中，中國讀者比較熟悉的有：《漢代貿易與擴張》、《方以智晚節考》、《歷史與思想》、《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史學與傳統》、《陳寅格晚年詩文釋證》、《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士與中國文化》、《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錢穆與中國文化》、《現代儒學論》、《朱熹的歷史世界》、《重尋胡適歷程》、《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等，其學術研究上起春秋戰國，下迄清代中期，涉及社會史、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史、中外關係史等，涉獵廣泛的研究也不是無的放矢，“我自早年進入史學領域之後，便有一個構想，即在西方（主要是西歐）文化系統對照之下，怎樣去認識中國文化傳統的特色。”也正是從這個構想出發，余英時先生展開了他一生的歷史研究。同時，他出入古今中西的學習經歷，也讓他得以嘗試將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學術進行溝通對話，並由此建立起中國現代學術的一個“典範”：既為中國傳統現代化開新路，也留下了無數的工作讓後人繼續：中國思想史的“內在理路”、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現代儒學的發展等等。
余英時先生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序》中，這樣評價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從思想史的觀點看，胡適的貢獻在於建立了庫恩所說的新'典範'。而且這個'典範'約略具有庫恩所說的廣狹兩義：廣義地說，它涉及了全套的信仰、價值和技術的改變；狹義方面，他的具體研究成果（如《中國哲學史大綱》則起了'示範'作用，即一方面開啟了新的治學門徑，另一方面又留下了許多待解決的新問題。”
這段話用來評價余英時先生的學術成就也是非常準確的：為中國現代學術建立了一個“典範”。
台灣中央研究院在余英時去世通告中評價余英時是“全球極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師”“貫通古今，在當今學界罕見。”大陸青年學者羽戈有一句著名的話：“老輩看余英時，中生代看秦暉。”在他看來，“這兩位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
澳門大學歷史學教授楊斌說：“余英時的學術研究，既受到錢穆當年深厚的國學訓練，又受到楊聯陞新史學的培養，可謂得到新文化語動新舊兩派的嫡傳。這對他以後能以同情之心來理解陳寅恪、方以智以及朱熹大有裨益。我最初接觸到余先生的著作是他博士論文漢代的貿易與邊疆擴張。這是研究一本漢代經濟貿易史和邊疆史的著作，所以我本人研究西南邊疆頗有啟發。尤其值得注意但被學界忽視的是，余英時在這部1967年出版的著作中提出了在邊疆地區存在的Sinicization 華化和Barbarization 胡化的兩種現象。幾十年後的關於所謂'新清史'的討論中，幾乎無人提到余先生多年前的貢獻。以後余先生的主要經歷在於思想史和文化史，這是一個通古知今的大家才可以專注的領域。”
在楊教授看來，無論從自我的精神世界，或者外在的期許仰慕，余先生已然成為中國的文化符號。他的逝去，令人不由得再次憂慮中華文脈的斷裂和延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