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就《基本法》第23條下的國安罪行立法進行公眾諮詢之際，法律學者戴大為（Michael Davis）在此時出版新書《自由被毀：對香港自由價值和制度的攻擊》（Freedom Undone: The Assault on Liberal Values and Institutions in Hong Kong），分析香港最新發展，他認為香港人只能無聲抗議或選擇移民，他亦提倡外國立法阻嚇企業於香港營運。
曾經在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教授人權法的戴大為近日到英國出席多場活動推廣新書，期間與不少搬到英國的香港人交流。他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指，《香港國安法》生效後，香港政府不斷做一些以往無法想像的事。
他說：“某程度上，沒有東西再令我感到震驚，但有一點還是震撼的… 是這個第23條（立法）涉及的範圍之廣，嘗試去控制香港的價值及思想，所有事情都包攬。”
戴大為又說：“如果我要嘗試解釋它，這可能是因為北京政府已經完全學懂了如何令大陸的人民不敢發聲，而他們在做的就是把他們的方法轉移到香港，特別是第23條的諮詢文件用大篇幅引用大陸的國安法律及做法，強調‘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方向。雖然我不會感到震驚，但這還是令人震撼的發展。”
制裁未必有效 倡外國立法阻嚇企業於香港營運
港府在1月30日宣布展開為期四星期的公眾諮詢，打算禁止叛國、竊取國家機密及間諜行為、境外干預等七類罪行。
現時擔任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全球研究員的戴大為指，他質疑國際制裁的未必會令被制裁者的行為改變。
他說：“不過，這可能影響較年輕的檢控官，令他們考慮要否留在這個工作，因為他們可能會損失到被制裁的地方的自由。”
戴大為提倡的是外國立法，阻嚇外國企業繼續在人權紀錄惡劣的地方營運。
他說：“如果公司參與貪污腐敗，他們可能會在美國被控告。我認為政府亦應該從人權的角度去阻嚇他們。”
“人民是最大風險”
74歲的戴大為在香港居住了數十年，在近年才離開。他說，以往他與其他學者不時接受傳媒訪問討論人權、法律問題，但《香港國安法》生效後，這些公眾討論已經消失。
他又指，以往經常在香港電台（RTHK）參與時事節目，但他已經不再接到任何邀請，亦有曾經在香港電台工作的人跟他說，他已經被列入黑名單之上，記者不能訪問他。
他指，中國官員到海外學習後，學到的是在歐洲、拉丁美洲等地，當國家發展後，人民會開始要求民主。但這些中國官員要保障的所謂“國家安全”，其實是中國共產黨的安全，最大的風險正正是要求民主的人民本身，令香港的制度難以維持。
精英未有反映民意
在2003年，港府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進行諮詢，戴大為當時是“23條關注組”成員，有份提出反對意見。他認為，當時的政府希望借立法來改革殖民地時代的法律，雖然同樣是用來控制反對派，但遠遠不如現時建議的嚴厲。
當年的立法失敗，其中一個原因是時任自由黨主席、行政會議成員田北俊宣佈辭職，由於當局失去自由黨的支持，法案胎死腹中。不過，戴大為指，過往十多年來北京善於獎勵各行各業支持政府的人，現時他們只能說好話，甚至比北京官員的言論更加激烈，而沒有真實反映香港人的想法。
他說：“這不是甚麼高深學問，我們知道香港人關心維持法治及基本自由，他們不是革命份子，當香港主權移交時，香港人根本不太參與政治，他們只是因為精英破壞而非保衛香港的自治，而變得越來越憤怒。”
只能無聲抗議
至於香港人可以做甚麼，戴大為提到美國政治學者吉恩．夏普（Gene Sharp）的著作中有198種非暴力的抗爭方法。他認為，在高壓環境下，香港人能做的可能只是在行山徑貼一些白紙作抗議，或者是“用腳投票”，以移民外國作回應。
對於留在香港的人，戴大為說他們只能避開政治，有子女的家長亦只能在家中小心地抗衡“洗腦教育”。他亦強調，仍然有獨立的傳媒在香港努力地及小心地報道新聞。
戴大為又說，鼓勵香港人寫信給現時在獄中的朋友，在心理上支持他們。不過，他自己就可惜地難以這樣做。
他說：“因為我們在海外發聲，可能會成為他們‘勾結外國勢力’的證據。我不期望會有機會跟他們談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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