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香港獨立記者指,一直有警察以私人身份“提醒”他如何做事,但到近日的抗爭紀念日,收到包含家人資料的威嚇訊息,雖然他早有心理準備,但仍覺得難以理解。他指出,他只是報道新聞,工作不會受到影響。
一名在香港的獨立記者指,在2019年“反送中”抗爭運動四周年時收到懷疑是來自國安的恐嚇訊息,對方擁有他全家人的資料,又叫他不要在抗爭的紀念日隨便出外。
該名在網上以“爆炸頭”為名的記者在他的專頁上貼出一張通訊程式截圖,對方擁有他與父母、兩位姊姊的名稱、身份證及電話號碼,說要提提他不要兩個2019年的大型抗爭日子6月9日及12日“周圍亂玩”,稱“上山很危險”,不知道會有甚麼人搞他,或是找他的家人喝茶。
“爆炸頭”對美國之音說,對方在6月9日早上找他,指有“同路人”介紹他,想提醒他一點事,他下午才回覆。他指出,因為以往會有人在6月9日及12日上獅子山高舉抗爭標語,他會到場拍照,他理解對方的意思是警告他那兩天不要到獅子山。但他說,近兩年已經很少人會在那兩天上山,因為會有警車到場。
除此以外,他說對方更打電話給他,說出他的地址,他叫對方上來他的家,對方沒有聽從。他到住宅下面視察,發現一些身穿便衣但“古怪的市民”在拍照,當他對他們拍照時,他們就上車避開。他其後到金鐘拍攝到港的黃色橡皮鴨然後回家,全程都有人跟蹤。
他說:“看車牌及車型就一定是國安的人,當然他們不會這樣說。因為以前都有人這樣聯絡我,他們不是用訊息聯絡我的。”
他指出,以往到法庭報道時,有警察會用“朋友身份”提醒他,應該拍攝甚麼或不拍攝甚麼,不會有白紙黑字紀錄。
他說:“這是一直都有的,各大傳媒也有的,但很少是留訊息,把(個人資料)全寫出來,這是第一次。”
“爆炸頭”對美國之音說,以他所知,他並非唯一一位記者收到警告。
他說:“(原因)很簡單,大的媒體肯定不會(報道)獅子山的事,大魚都沒有了,只剩下小魚,就是我們這些。我到(住宅)下面,其實沒有很多,只有幾個國安,其實不是很多人,這並不是想將我拉上車,不是拘捕,純粹是想跟蹤,一直都有人跟蹤我,但今次是明目張膽一點,我覺得是純粹(因為國安)人手過多吧,我也不知道為甚麼會到我這裹。”
“爆炸頭”說,打算在6月12日到法庭報道一宗與社會運動無關的謀殺案。他在2019年3月時開始報道社會運動,早已有心理準備會有威嚇。
他說:“對我來說其實沒有很大影響,你看我的貼文,也不是出去做甚麼,全部都是報道,不是煽動人上街,如果是拘捕這些人是遠遠都未到我。”
香港政治學者黃偉國對美國之音說,他亦認為對方是來自國安部門。
他說:“這種做法不是一種普通或者尋常,某些人掌握你家人個人資料然後進行一些恐嚇性行動,某程度上是一個國家級行為。”
他指,香港及中國警方應該有分享在大型政治運動紀念日時,對待相關人士及他們親屬的經驗。
他說:“我亦很相信,既然中國與香港警方基本上在這些對待異見人士來說,在技巧或方式方面,大家都有經驗分享,或者其實基本上香港警方,或者國安部門都已經在用中國的一套方法,這並非令人意外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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