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成立在海外的香港勞工權益團體指，在港版國安法影響下，香港的工會正面臨三大挑戰，包括人才流失，行動掣肘及資金短缺。然而新模式的運動不時出現，已經引起關注。
在英國成立的非牟利組織“香港勞權監察” (Hong Kong Labour Rights Monitor)發表報告，指出在《香港國安法》之下，最少有62個工會被迫解散，一個工會被取締，11名工會組織者被捕或被檢控。香港勞權監察預期香港政府的施政只會進一步向商界傾斜，工人權益將遭受更嚴重的剝削，但工人自發的勞資抗爭仍會以新的方式持續。
報告指出，香港兩個大型工會 -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和香港職工會聯盟（職工盟）的解散過程，清晰勾劃出中共向獨立工會運動施壓的三步曲：先由官方媒體抹黑，其後香港執法機關配合，高調宣稱這些工會有可能觸犯《國安法》，最後派出代表北京的中間人以“約談”等形式要脅，迫使工會組織解散。報告指，職工盟前總幹事蒙兆達曾經在一個月內被中間人問話三次，最後一次會面時更提及會轉介到香港警方國安處。
除此以外，於殖民地年代訂立的法例和做法，在現時的香港重新被應用於工會身上。例如香港《刑事罪行條例》之下的煽動罪，在去年七月被用來拘捕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五名成員，並拒絕給予保釋。香港勞權監察指出，殖民地政府曾經引用《職工會條例》遏制中共控制的工會，但諷刺的是，現在同一條法例被用作打壓香港的獨立工會，例如是香港記者協會。
工會運動面臨三大挑戰
蒙兆達現時是香港勞權監察總幹事，他對美國之音說，解散潮是一個“海嘯式衝擊”。
他說：“相較於2019至2020年的話，兩年加起來也只有七個工會解散。所以在2021年經歷這樣翻天覆地的轉變，有這麼大量的工會被迫解散，必然是和政治高壓的環境有密切關係，基於政治威嚇底下走上了解散的絕路。”
報告指出，在現時政治及法律風險下，香港工會正面臨三大挑戰，包括人才流失，行動掣肘及資金短缺。職工盟解散後，不少工會失去了辦事處、組織幹事的支援以至是一個聚腳點，令招募會員更加困難。
有些工會沒有人願意擔任理事，被迫停止運作。有些工會擔心危險也會謹慎行事。留任的組織者亦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許多工會組織者面對心理健康問題，例如職工盟前主席黃迺元自言患上創傷後遺症，症狀有失眠、焦慮、暴飲暴食和自責。
報告亦指，香港政府修訂了慈善機構的稅務指南，納入國家安全要求，加強對公眾籌款活動的監管，情況導致工會難以籌募經費。同時，工會亦會避免與外國和國際組織推展合作項目。
“摸着石頭過河”
目前身處英國的蒙兆達指，雖然半官方智庫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曾經指出，如果小型團體不再從事所謂“反中亂港”活動，北京是可以接受，蒙兆達對此有相當疑問。
他問：“現在就算你不是在說政治的議題，只是批評防疫政策，亦都會被國安處拉去問話，甚至受到拘捕。紅線不斷飄移，有心的工運人士，或者仍然存在的工運組織只能在這些重重限制及困難底下摸着石頭過河，在有限空間中尋找新的抵抗策略。”
香港勞權監察的報告指出，即使在新政治環境下，工人反抗剝削的鬥爭並無停止。在2021年五月，三十多名生產可口可樂的太古汽水廠工人發動罷工，反對公司大幅減薪；去年12月，數十名建築工人用貨車堵塞柯士甸站附近一個地盤的出入口，抗議承建商拖欠薪金。
去年11月，大約300名生活百貨平台Foodpanda速遞員起發起為期兩日的罷工，使到Foodpanda平台陷入癱瘓。蒙兆達指，罷工並非由工會發動，而是由少數南亞裔速遞員透過網上群組組織，慢慢發起成超過1,000人的群組。在工會及勞工團體成員組成的關注組協助下，公司承諾改善他們的薪酬和工作條件。
蒙兆達說：“這類透過社交媒體的非正規的聯結模式有助於他們規避政權的監控，以及管理層的報復行為。”
報告亦講到藝術家程展緯的行動，他曾經應徵港鐵一個承辦商的外判清潔工職位，在最繁忙的公共交通樞紐之一的大圍站工作。一個月後，他在社交媒體分享了自己的工作經歷，並與兩個清潔工會舉行記者會，揭露港鐵外判清潔工人惡劣的工作環境。
蒙兆達說：“程展緯作為一個藝術家，他用一種藝術方式的介入去引起大家對於在港鐵當清潔工那種經常遇到的剝削及不合理待遇，的而且確是引來了很大的關注。這類的社區連結式是藝術形式的介入，我相信是這個政治高壓的環境下，是一些有心的勞工團體或是關注勞工權益的人士用一種靈活多變的方式去尋求空間及另類出路去繼續從事工運，或是為受到剝削的勞工發聲。”
“小型工業行動效果有限”
前香港工黨成員、政治學者黃偉國對美國之音說，在《香港國安法》下，用類似的做法去爭取勞工權益是少數可行的做法。
他說：“但是因為這些做法是很事件性的，以及可能這些所謂改善相關的福利，或是一些待遇，都是很暫時性的，甚至這些所謂‘搞事’或‘滋事’的人，之後也可能被解僱，或是被列入黑名單，不能再在這些行業中找工作。所以單靠這些個別事件，一些很小規模的工業行動去改善整體的勞工情況，我想基本上效果是很有限。”
黃偉國是前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曾經是浸大教職員工會主席。同樣身處英國的黃偉國說，以往香港獨立工會透過會員福利項目，有穩健的財政，但在新政治環境下，即使工會仍然運作，處理財政會十分小心。
他說：“很大程度上，第一他們財政會處於比較緊絀的位置，第二方面也很難發展，不論是地區還是行業方面，去進一步吸納更多工人參與工會活動。”
黃偉國亦指，即使香港有罷工活動，主流媒體也會小心報道，以免觸犯《香港國安法》。
在英國繼續支援香港工人運動
六月中，香港勞權監察總幹事蒙兆達獲邀前往法國出席當地最大總工會法國工人民主聯盟（Con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émocratique du travail ）的大會，以國際嘉賓身份發言，講述香港自主工運的狀況。他說，演說完畢後，全場聽眾反應熱烈並且站立鼓掌。
蒙兆達說，即使他在英國成立組織，不在香港活動，中國官媒《大公報》和《文匯報》都繼續點名批評。他說，有聽過身處英國的香港活躍份子懷疑被跟縱和被威嚇，他自己暫時未有遇到，但有小心警剔。
對於中國官媒批評他勾結外國勢力，蒙兆達反駁說，在全球一體化下，與外國工會運動聯繫，是監察跨國資本的必要渠道。
他說：“絕對沒有理由將工運一路以來國際團結的精神抹黑為成勾結外國勢力。我們立足在英國，會盡量善用我們現在享有的自由、表達空間，嘗試去連結外國不同的工運團體和組織，以至聯合國的人權組織及國際勞工組織的層面，去監察（香港）特區政府在違反勞工公約、國際公約的情況，也希望透過這份報告，引發更大的回響，和對於特區政府這些壓制勞工權利的行為作出指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