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反送中風波後，香港政治環境劇變。去年港版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公民社會飽受衝擊。2021年至今，已有接近50個民間組織宣布解散，而且在可見將來還將有更多團體在壓力下瓦解。有分析認為，公民社會對於香港的運行起到關鍵作用。近期當局採取的連串封殺行動將導致這個國際大都會走向沒落。
面臨解散的香港最大工會聯合組織“香港職工會聯盟”9月25、26日在位於油麻地的會址舉行30週年展覽，回顧職工盟和香港工運歷史。現場除了大量圖片和文字資料，在會場中央放置了一輛寫上“六四”的小型坦克，象徵職工盟與八九民運的聯繫。現場也邀請了工運領袖，向參觀者講述工潮歷史。
職工盟解散前舉行展覽
職工盟主席黃迺元對美國之音表示，這次展覽以“序”為題，利用“聚”這個諧音，希望帶出散聚總是循環的信息。他強調，雖然職工盟承受很大壓力，但展覽絲毫沒有受到影響。
黃迺元說：“（這展覽）絕對沒有任何自我審查。雖然職工盟正面對嚴峻的情況，但我們不會刻意在展覽當中呈現任何離愁別緒，相反，我們希望充分呈現這31年來，香港人一起在工運歷史上走過的足印。無論公民社會受到多麼嚴峻的打壓也好，人的意志和決心才是最重要的。”
10月3日，職工盟將舉行會員大會。職工盟現有80多個屬會，合共有大約100票，若有超過50票出席會員大會，當中五分之四贊成，就可以通過解散。黃迺元說，即將舉行的大會絕對不是橡皮圖章。
黃迺元說：“我們在執委會通過解散的機制，其實也要通過特別會員大會每個有投票權的會員，透過理性分析我們面對什麼形勢與風險，投票決定職工盟未來的走向。這個30週年的展覽正好給我們屬會的成員思考，未來的路該如何走下去。透過回顧歷史展望將來。”
港版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公民社會的生存空間受到嚴重威脅，根據香港“立場新聞”統計，2021年一月到九月，共有接近50個公民社會組織解散，以9月份為例，除了“職工盟”，還包括成立超過30年的“支聯會”、“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學生組織“賢學思政”，以及支援中國大陸維權律師的“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等十多個組織。
“公民社會”源於2003年七一遊行
香港中文大學學者陳健民以往曾撰文分析，香港是在2003年“七一大遊行”之後，才開始出現“公民社會”概念。當年民間團體，民主派政黨和媒體人士號召50萬人上街，迫使政府擱置“基本法”23條有關國家安全的立法。
台灣經濟民主連合研究員江旻諺表示，他認同這個觀點。
江旻諺對美國之音說：“2003年的這一波大遊行引發大家的思考：香港人不能失去自由，香港人不能被這種專制的思想所滲透，但是在2003年，香港人比較沒有那樣明白的認識到背後的這個中國因素。公民社會概念真正聯繫到香港人爭取民主，真實的壓迫來源就是中國政府，則是可能到了2014年（雨傘運動），或者2019年反送中運動的時候。”
江旻諺認為，公民社會在抗爭運動當中扮演的角色舉足輕重。
他說：“這兩場運動基本上都是由下而上組織起來的民間抗爭，因為公民社會的學生，專業團體，或者其他的自治團體認識到，香港沒辦法去實現，過去中國承諾'一國兩制'所給予的高度自治以及特首和立法會的雙普選，因為這些公民社會組織認識到民主運動的阻礙，而觸發了2014年的雨傘運動，在2019年的時候，同樣也是透過民間組織或者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去揭發送中條例的種種問題。”
輿論認為，香港公民社會的存在與爭取民主普選以及反對政府的政治運動是高度重疊的。自2003年後，多次“七一遊行”的主題都與爭取普選有關，譬如2004年的“爭取07，08雙普選”，2011年的“還我2012雙普選，打倒地產霸權及曾蔭權下台”，2013年的“捍衛港人自主，無懼中央威嚇，公民直接提名，廢除功能組別”等。
此外，香港公民社會的活躍也某程度上對政府施政構成影響。譬如2012年反國民教育事件，當時只有15歲的黃之鋒以學生組織“學民思潮”召集人身份亮相，聯同多個家長和教師關注團體，號召市民包圍政府總部，導致政府最終擱置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指引。
這類反政府的公民社會團體在民主派政治運動之中，被認為扮演號召市民和其他民間團體上街遊行的“大台”角色。
封殺公民社會恐將繼續
台灣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叡人長期關注香港局勢。他對美國之音表示，港府以港版國安法施壓，強迫民間組織解散，目的是徹底瓦解香港的公民社會。
吳叡人說：“港府跟北京都知道，香港的民主抵抗能量不僅是政治團體、政黨、政治人物而已,也來自於社會團體。香港有非常多專業團體，各行各業的同業工會，還有大學學生會等等，所以，不是抓幾個政治人物就可以解決，一定還要把背後的整個社會基礎都瓦解掉。這類團體擁有很強的公民意識，他們也有專業意識，而且他們也是支持民主的社會基礎。”
吳叡人預料，當局的封殺行動還會持續下去。
他說：“這個數字不會停留在49或者50，還有好幾個重要的團體像記協（香港記者協會）和大律師公會等等。我覺得，它們會追殺到底，徹底瓦解自主社會力量。這裡面還包含這兩年成立的一些救援性的團體。像'612基金'還有'石牆花'都沒有辦法倖免。”
吳叡人認為，當下港府對公民社會採取的打壓手段，比起上世紀台灣國民黨政府威權管治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
吳叡人說：“我們一般講的'威權體制'，像以前拉丁美洲的軍事政權，或者以前韓國和台灣的軍事政權。這類威權體制有時候還會容許一部分的社會自主力量存在。香港現在看起來就是要把這些力量全部摧毀，由政權或國家從上到下全面控制的極權統治的體制，用的手段和方式非常非常的粗暴，很難想像這會發生在以前以法治為榮的香港。”
他說，反送中浪潮裡，示威者與警方多次爆發衝突，當局沒有反思背後的原因，卻把打壓的矛頭指向民間團體。
吳叡人說：“其中有一個很突出的人就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他在這個很粗暴的鎮壓、恐嚇和摧毀香港自主社會力量或者公民社會的過程裡面扮演者一個非常積極，我甚至認為是過度積極、過度熱心的一個很關鍵的角色。他對於他認為是'敵人'或者反對派的人，他就給你惡意解釋說，'你心裡想的都是壞事'，但是他為什麼要這樣做？我覺得他是為了向北京邀功。”
在吳叡人眼裡，香港政府的管治能力並不強，公民社會一旦消失，在缺乏制衡下，港府的管治會出現困難。
吳叡人說：“香港社會能夠成為國際大都會，很大力量來自於香港社會有一種自我組織、自我治理的能力。這種自治能力一旦被摧毀，香港社會就無法成為世界大都會。世界大都會的社會力量要很強，不能只靠政府由上而下的管治。公共事務這麼多，你今天把公民社會摧毀掉了，公民社會沒法自救，沒法提出主張。政府突然間變得角色非常重。你說政府不會犯錯嗎？我相信公民社會被摧毀以後，今後香港政府的管治會出現非常多問題，因為沒有人可以製衡，沒有人可以提出問題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