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19年，關於是否採用中國華為公司的5G網絡技術，世界各國紛紛開始在中美之間“選邊站”。不同於在北美、東歐、大洋洲等地區遭受的冷遇，華為在東南亞地區的推進似乎要順利一些。
有分析人士認為，華為在東南亞的推進源於中國在這一地區的強大影響力；也有人認為，華為得益於東南亞國家的政治環境，以及這些國家的政府與中國政府之間的關係。總之，是否接受華為，已經不是一個關於技術或經濟的問題，而是成為了一個政治問題。
物美價廉比安全重要
2月初，泰國宣佈建立了一個華為5G網絡的測試平台，成為東南亞地區首個與華為合作的5G測試項目。該平台建在泰國東部的春武里市，這裡是泰國政府經濟振興計劃 - 東部經濟走廊 - 的核心。據路透社報導，華為正與泰國數家電信運營商接洽，爭取趕在2020年12月泰國推出全國性5G網絡之前，建立起與當地企業的合作夥伴關係。
作為美國在東南亞的最老牌盟友，泰國在2014年軍政府上台後，便與中國漸行漸近。泰國數字經濟部長比切杜龍卡韋羅表示，與華為的合作並不代表泰國政府沒有安全方面的考慮。他說：“我們也在密切關注著全球其它國家對華為的指控。但是，我們這個5G試驗平台只是一個測試項目，我們可以通過觀察，來確認或否認那些對華為的指控。”
泰國工業聯合會信息技術產業俱樂部主席普拉諾達表示：與美國不同，泰國考慮華為設備的性價比多過對安全的擔憂。 “華為的產品物美價廉，”他說，“一提到中國的產品，人們總是有安全方面的考慮，但是，泰國沒有甚麼讓北京感興趣的事情。”
數字威權主義
早些時候，澳大利亞媒體《外國簡報》發表了東南亞分析家喬納森•弗朗西斯的文章，認為華為之所以能夠在東南亞如魚得水，是受益於東南亞國家日益蔓延的數字威權主義趨勢。他以老撾、緬甸、柬埔寨等國家為例，說明這些國家的政府對媒體和網絡言論越來越嚴格的管控，使中國廠家生產的一些具有網絡監視功能的設備受到青睞。在這些國家的當權者看來，來自於國外的間諜行為遠沒有加強對國內人民的監視能力更重要。
弗朗西斯在文章中強調，腐敗與精英專權促進了華為與專制政權的聯繫。他還預言，隨著5G在這些國家的推出，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度將會下降；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等國或將重新審議與華為之間的合作意向。
不過，一個月不到之後，其中的一些國家就繼續與華為合作表了態。 2月12日，菲律賓環球電信公司的首席執行官Ernest Lawrence Cu對媒體表示，公司僱用了以色列和英國諮詢人員，對設備進行了廣泛的檢查之後，決定將按既定計劃於下一季度推出採用華為技術的5G網絡服務。他認為，有關華為公司對國家安全構成潛在威脅的說法，”在某種程度上被誇大了”。
馬來西亞通訊與多媒體部副部長依丁沙裡也於2月13日對外界表示：“馬來西亞沒有發現華為有任何不法行為的證據，目前，馬來西亞沒有決定禁止華為參與馬國的5G部署。”
不是技術問題
在東南亞國家中，越南與中國的關係最為微妙。對於華為5G網絡的態度，也像對待中國的態度一樣，越南的官方和民間有著不同的看法。
據《越南快報》報導，2月15日，華為越南部總經理Fine Fan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華為不會因質量或成本的原因被打敗，而且，華為很有可能成為越南電信公司的5G網絡供應商。他透露，越南通訊部長已經保證，將向所有的5G設備供應商開放越南市場。
據悉，越南官方於去年11月宣佈，越南將在2019年測試5G網絡，從而確保2020年將5G覆蓋到全國。
然而，一些越南人士對於政府向華為開放5G市場表達了審慎的看法。任職挪威電信公司的5G網絡工程師Do Van Thanh對《美國之音》表示：“越南應該謹慎對待涉及獨立性和主權的問題，不要被中國政府提供的廉價服務所迷惑。”
另一位身在美國德克薩斯州的越裔經濟學家Khuong Huu Loc則告訴《美國之音》，華為現在身處危機時刻，“他們視越南為一個避風港，不惜代價要拿下越南價值160億到200億美元的市場，以向其它國家顯示，華為是可以被接受的”。
越南商人陳南認為，接受華為的5G網絡可能是越中兩國政府之間的某種交易。他說：“我們應該慎重考慮，因為一旦中國滲透到越南經濟的每一個角落，就會很危險。他們的目標是擴大影響力，然後兼併對手。”
一位越南博主在臉書上寫道：“選擇華為，已經不再是科技或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政治或軍事問題。”
網絡冷戰
2月13日，華為輪值董事長徐直軍接受了英國6家媒體的聯合採訪，就包括網絡安全等媒體關心的熱點話題進行了溝通。尤其是談到了華為與英國國家網絡安全中心的合作部分，這或許能夠讓一些擔心5G設備安全問題的人士有所觸動。
進入2月中旬以來，世界各國對於是否接受華為5G網絡的態度似乎出現了一些微妙的變化。歐盟內部的一些國家已經明確表態，不會將華為排除在5G建設之外。前面所述的一些東南亞國家，也是在這一時期重申了將與華為繼續展開合作的態度。
然而，對於華為5G網絡的討論並未終止。在徐直軍接受英國媒體聯合採訪時，就有《金融時報》的記者對於未來5年、10年後網絡世界的形態表達了更深一層的擔憂，當網絡安全問題變成了一個政治問題、甚至意識形態問題之後，網絡世界會不會“分裂成兩種不同的技術體系”？換句話說，就是分裂成“一個中國的體系，一個美國的體系”？
徐直軍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或許，這並非他能夠預見的。或許，這個問題也不是華為能夠決定得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