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內閣會議通過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3份安保文書，允許自衛隊擁有“反擊能力”，並將中國定位為“空前最大的戰略挑戰”。專家認為，日本為因應中國威脅必須跳脫既有防衛框架，繼續強化西南諸島部署。同時，他們指出，將中國視為挑戰已經是各國共識。
“反擊能力”跳脫既有框架但不背離和平憲法
日本政府12月16日在臨時內閣會議上通過新版通過“國家安全保障戰略”（NSS）、顯示防衛目標及達成方法的“防衛計劃大綱”以及規範自衛隊體制及5年間經費等“中期防衛力整備計劃”。這些文件將奠定日本未來10年的國防及外交方針。NSS是2013年安倍晉三政府所擬定，這次是首度修訂。
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允許自衛隊擁有“反擊能力”以及明載持續擴軍的中國是“空前最大的戰略挑戰”，2023年起5年之間國防預算將編列高達約43萬億日圓，明記“台灣海峽和平穩定對國際社會和平穩定與繁榮不可或缺”。
新版安保文件明確指出，日本依然堅持“專守防衛”的態度，規範可以使用“反擊能力”的情況須符合“必要且最小限度的實力行使”等動武3要件，不過這些改變對於戰後的日本國安來說，被視為一項空前的戰略大轉彎。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員詹祥威認為，當前朝鮮半島的局勢以及中國對於第一島鏈的挑戰最讓日本感受到威脅，特別是當中國的威脅越趨加大，無論是武器質量或其戰略態勢的激進與危險，都使日本承受第一擊的成本變得更難以承受，必須尋求跳脫既有的防衛法制與政策框架的途徑。因此，自衛隊獲准擁有的“反擊能力”是在有被攻擊的症瘊出現時就提前進行打擊，以便能夠將對日本的損害降到最低。
詹祥威對美國之音說:“日本如何不改變和平憲法的一個核心精神，透過政治解釋的一個方式，逐漸放開對'專守防衛'這個概念的一個禁錮。這並不表示，日本有能力或者是權利可以'進攻'，而是在既有'防守'的角色當中，如何建構更積極、更主動，甚至有更多主導空間的一個積極防衛的一個態勢，這個概念是必須要被強調的。所以，所謂'反擊能力'並不意味日本有權利進行攻擊，而是在針對敵方的這個態勢以及現行防衛的一個需求之下，更彈性、更積極建構統合性的一個防衛能力，並且在美日安保為核心的一個架構之下，更彈性運用自衛隊的一個統合能力。”
詹祥威指出，日本近幾年積極開發的高速滑空彈，就是進行對敵基地打擊的重要武器;這次修訂的《防衛力整備計劃》中提到將開發運輸機可以發射長程飛彈的能力，也是在強化對敵基地打擊的能力。
台灣當代日本研究學會的第一副會長陳文甲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表示，台海風險升溫、朝鮮飛彈試射等周邊安全保障環境急速嚴峻化，特別是目前的導彈防禦系統難以攔截中國與朝鮮開發出的高性能導彈，使日本自民黨與公明黨就達成共識，決定發展擁有可攻擊敵方飛彈基地的“反擊能力”。
陳文甲說:“針對中國的重大挑戰，日本這次破格地大幅提高軍費以整備強大的'反擊能力'，包括向美國大舉引進'戰斧攻陸巡弋飛彈'，'海馬斯多管火箭系統'，愛國者3型（PAC-3）配備鬼眼系統'低層防空與飛彈防御用傳感器'（LTAMDS）雷達，研發12式導彈的'陸基型'、'空基型'、'海基型'，甚至'潛射型'以具備陸海空等多維立體主動進攻能力。”
陳文甲指出，日本對於中國日益的威脅，不但造成日本社會對中國認識上的務實改變，也使日本更加確認強化日美同盟的重要性，這次大幅加強日本的長程打擊能力與嚇阻能力，將透過日美同盟更密切的聯合軍演來驗證軍備的實戰能力。
日本廣島大學大學院助理教授伊藤隆太(Ryuta Ito)表示，自衛隊獲准擁有的“反擊能力”可能讓中國也相對擴張軍備，但更令人擔憂的是中國會決定打破現狀，直接攻擊日本或周邊。
他告訴美國之音:“日中之間當然可能會發生所謂的'安全困境'，也就是雙方都因為對方的軍備與武力增強而增加自己的軍力，敵對情緒也相對升級的困境。不過'安全困境'出現於維持現狀的國家。就我目前對中國的觀察，中國更有可能是一個打破現狀的國家，也就是當日本提高軍備與嚇阻力的時候，會導致中國對日本採取超出理性成本效益計算的情緒化侵略行動。”
伊藤隆太認為，中國在印太地區的軍事擴張行為已經愈來愈難以預測，包括在台灣海峽與尖閣諸島(中國稱釣魚島)周邊的飛機和軍艦干擾已經趨向常態化，特別是8月份中國軍隊實施大型環台軍事演習。日本的安保文書中明記“反擊能力”的重點之一就是針對台海局勢所做的準備。
加強西南諸島部署以防衛台海衝突
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 明記台灣為共享基本價值觀的重要夥伴和朋友，堅持中台問題應以和平方式解決，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明確表達參與態度。
日本朝日新聞12月17日報導，從新版的3份國安文書可見，日本政府的改變，可以說是中國增強軍備所引起的。而被中國視為“內政問題”的台灣問題也被納入日本“防衛”的對象。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員詹祥威表示，日本自2015年開始防守重心會逐漸移轉到西南諸島，未來也將持續發展，無論是電戰部隊、制海導彈、制空導彈部隊，以及對西南諸島各島嶼的防衛硬件建設都會持續加強，跑道的持續修建，導彈部隊的增加，雷達的增建等，都是未來幾年預期的防衛調整。
詹祥威說:“從沖繩本島南部到宮古島間大約270公里寬的宮古海峽，奄美島與屋久島間大約200公里寬的奄美海峽，都是中國進出第一島鏈的重要水道，因此當中國要發起軍事行動之前，或是要發起任何軍事行動的時候，勢必會牽連第一諸島的動向。再者，台灣與西南諸島的空域實際僅僅直線距離100公里，以F16V而言大概是5分鐘的距離，所以很難想像在台灣上方空域發生空戰時，日本防空識別區或日本領空會不被影響。”
詹祥威指出，自衛隊近幾年強調加強與美軍以外的國家進行交流，包括聯合軍演、簽署互惠准入協議、共同研發新型機艦等，3份安保文書的修訂內容將提高其他國家對於台海以至於印太地區現狀的關切，各國在台灣周邊的自由航行行動以及綜合性演練的頻率與深度都會持續上升。
台灣當代日本研究學會的第一副會長陳文甲指出，台灣處於第一島鏈的核心位置，與日本唇齒相依，是日美同盟圍堵與遏制中國最為重要的戰略據點。中國機艦在台海及西南諸島的軍事活動已成常態，使日本倍感威脅，日本今後將在西南諸島加強部隊駐守，以提升其防禦與打擊能力。
他說:“日本2027年將要再增加一個規模約為3000人沖繩防衛集團，讓部隊在緊急情況下從沖繩本島機動部署到各個偏遠島嶼，直到支持部隊抵達，通過防禦系統來提高威懾力。所以我們看美國即將公佈的2023度國防授權法案涉台部分，除在五年內給予台灣百億美元軍援外，也授權美國總統為台灣打造'區域應變軍備庫'，以作為美軍因應台海與西南諸島軍事衝突時的軍火庫，這個'區域應變軍備庫'的地點，我認為就會放在日本的西南諸島。”
陳文甲表示，從今年美日同盟的“東方之盾”及“利劍”軍演充分展現美日的嚇阻與反擊能力足以看出，如何因應“台灣有事”是美日共同課題的重中之重。
與“最大的挑戰”或仍有合作可能
新版安保文件中以“空前最大的戰略挑戰”來形容中國。內容指出，日本正面臨戰後最嚴峻且複雜的安全保障環境，而且以力量（包括軍事力、經濟力等）片面改變現狀的壓力增高。
針對日本政府發表的新版安保戰略三份文件，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批評日方將中國定位為“最大戰略挑戰”是嚴重偏離基本事實，違背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原則精神，肆意煽動中國威脅，挑動地區緊張對立，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堅決反對，已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
台灣當代日本研究學會的第一副會長陳文甲認為，雖然自民黨內一直有將中國在日本周邊的軍事活動定義為“威脅”的聲音，但是美國在10月提出的“國家安全戰略”定義出“中國是最大挑戰”，再加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所屬的派係向來較重視經濟而輕國防，以及聯合執政的公明黨憂慮“威脅”一詞將激怒中國，因此，日本決定以“挑戰”來定義中國。
他說:“2013年前日本製定的一個'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只是把中國視為需要'關注與警惕'者，代表日中之間是'合作大過競爭與對抗'的關係;這一次把中國定位為'挑戰'，那接下來日中將呈現'競爭與對抗大於合作'的新常態關係。但是基於國際關係中現實主義的'利益與安全'為考慮，日中關係將朝'競合態勢'來發展，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日中基於利益與安全，雙方應該都會保持這個戰略克制，而不致有擦槍走火的情事發生。而中國視為'挑戰'而不是'威脅'，代表日中至少還不是敵對關係。”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員詹祥威指出，越來越多國家的基本核心價值被中國挑戰，所以他們才將中國視為是系統性的、價值性的與戰略性的挑戰者，這個趨勢已經愈發明顯。
詹祥威說:“日本逐漸以更明確的角度與名詞來定義日中關係，我認為這是有脈絡可循的，而且是可預期的。這個逐漸升高的政策調整與角度定位，並不是一蹴可及就到這個程度，而是早從2012年安倍前首相任內就開始針對中國的挑戰，以及新秩序的建構在做刻畫，更何況近年西方民主各國都不斷在對中國的整個挑戰在做重新的界定。”
詹祥威表示，印太戰略就是安倍晉三為了因應中國的挑戰所推行的方案，從近年來各國在印太地區派遣愈來愈多的海上部隊進行演訓或公海自由航行任務，已經標誌著各國的印太戰略並不只是口號，而是轉化為共同對抗中國挑戰的實質政策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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