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著名網絡作家慕容雪村是紐約時報的專欄評論作家，曾發表過《習近平的選擇性反腐》等文章。星期二他在紐約說，在中國，像他這樣的作家都推測自己在一個黑名單上，都懷疑自己的手機在被監聽或監視。
“這個時代相當多的異議作家，都害怕坐牢，但在某個程度上他們都做好了準備要去坐牢。我的朋友是個大學教授，也是個作家，他會做好了一切坐牢的準備。他說，寫個聲明發到國外朋友那裡，一旦他被捕就立刻發表；他會事先寫4到5份律師委託書，請不同的律師為他辯護，他會告訴他的家人、他的妻子，如果我被捕了你該怎麼辦。”
恐懼伴隨每次出入境
他表示，出入境被拒的恐懼伴隨著他每次出國和回國，“每次我從中國海關出來，我都特別擔心一件事情，就是有個人會走出來，把我的護照拿走，說'對不起，你不准出國'。這種事情在我的朋友中出現了很多次。還有一種情況是，我拿著護照出來了，就像我這次，回去時他們說'對不起，你不准入境。”
中國作為主賓國所參加的美國最大規模書展“美國圖書博覽會”將於星期三開幕，美國的人權團體將焦點集中到中國的審查制度上。
旅居英國的小說家、電影製作人郭小櫓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儘管她是個純文學作家，她的作品最近兩年不僅在大陸不能出版，現在連在香港也越來越困難，“香港的大部分，可能90%的媒體和出版業都是大陸化了，所以他們會擔心，比如，哪些書不應該出版。作為一個純文學作家在中國出版的前景特別小。這些原因都是我為什麼要用英文寫作，用一個直接的交流方式。”
放棄中國市場
她表示，在改用英文寫作後，現在她甚至放棄了把自己的作品翻譯成中文的念頭，“其實我覺得媒體是越來越緊了。而在這種控制裡，純文學的東西被政治化了，被過度地政治化了。因為很多純文學的東西會變成像徵性的政治化。是個負面的後果，使得很多非政治的作家對中國的情況變得很敏感。現在是個很困難的時期。”
表面看中國的審查制度似乎僅涉及審查或刪減了某個作家作品的部分內容，但在香港創辦新世紀出版社的鮑樸說，實際上，中國的審查機器在刪減作品時已經是這一審查過程的最後一道關口。他說，中國的審查制度始於作家開始創作之前，首先是自我審查，因為作者不會跟自己過不去，選一個不可能出版的題目來寫。
鮑樸說，其次，出版社要對大量提交的初稿進行海選，如果一個外國作家的作品被選中“那意味著你已經通過了99%的中國審查，編輯在這里或那裡刪除一些內容，意味著他在試圖為你工作，讓你的作品得以出版。”
審查使作者犬儒化
不過，中國審查制度對作家造成的後果遠不止於此。審查制度已經使許多中國作家變得犬儒化。慕容雪村說，在中國，試圖挑戰審查制度的作家甚至會被嘲笑。
“如果我要對我大陸的作家同行說，我要寫一本關於1989年天安門屠殺的書，其中的大多數人會覺得，'哇，這個人譁眾取寵，是要作秀。'即使要寫一本愛情小說，其中提到天安門屠殺，也會有人覺得，'哇，你寫愛情小說就寫愛情小說好了，你為什麼要把它跟天安門屠殺聯繫在一起？”
美國最大規模的書展將於星期三開幕。中國是本次書展的主賓國。美國作家人權組織美國筆會中心，在書展期間將中國的審查制度作為關注的焦點，邀請了三位中國作家和出版人前來參加為被監禁作家發聲的活動。星期二，他們在紐約的外交關係協會討論中國的審查制度，晚上還將出席筆會主辦的另一項活動。
對中共執政壽命共識高
慕容雪村表示，至少在他的朋友圈內，人們對中共執政的壽命有著很高的共識，雖然他並不認同美國著名學者沈大偉給出的有關中共統治進入殘局的理由。
“去年在北京有一次聚會，有23個人，有作家、學者、教授、富商，也有前政府高官。有一個人問：'你們覺得共產黨還能統治多少年？同意10 年的舉手'，有幾個人舉起了手。又問'20年之內？'所有人都舉手了。”
他表示，他生活在中國，能感覺到一種變化。 “那些很不起眼地發出的種種信號，你能感受到每個人都感到不滿，每個人都在憤怒，每個人都在嘲笑。我覺得這個東西可能更加重要。”
慕容雪村指出，中國的群體抗議事件“數字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最近發生的事件人數都超過3萬。”他說，專門研究中國抗議運動的人發現，30多歲以下的中國人是抗議的主要人群，受過大學教育的人越來越多地加入其中，不同城市間的連鎖反應也已出現。
他表示，習近平的反腐運動為這樣的群體抗議事件提供了基礎，“地方官員的收入越來越少，受到的壓力越來越大，所以他們寧可不去做事，也不去阻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