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社部等九部門近日發佈數字人才的3年培育方案，受到官媒熱捧，但部分業界人士和學生告訴美國之音，他們不寄厚望，因為產業技術快速迭代，短期培訓很難改變競爭曲線，且當局監管趨嚴，已不利發展，再加上民企盛行加班文化，加劇人才折損。而學者也憂心，中國發展數字化助長地方政府的“創收執法”，也不利就業。
今年夏天，來自廣東、現於台灣就讀電子工程系的Eric將返國投入職場。不願具名的他說，六年前選擇來台是因為內地高校競爭太過激烈，但完成碩士學位後，他還是得回到內地“卷得厲害”的通訊或軟體相關產業謀職。
拒絕爆肝 中國人才偏好外商
Eric已鎖定外商，只找一週工時40、不加班的工作，因為中國同儕的經驗顯示，遷就內地公司的高工資，就必然換來“爆肝”的996工作制，亦即，朝九晚九，每日工時10小時以上、每週6天的加班文化。他認為，這種用命換錢的生活不值得。
Eric告訴美國之音:“我身邊有同學長期是這種工作環境，大概已經持續一兩年。他跟我講，自己有點記憶力衰退的感覺，因為嚴重睡眠不足，所以我也覺得這種(996文化)不可持續。”
中國經濟進入轉型期，尤其重視高科技、資通訊和數字產業的發展，上週還出台數字人才的3年培育方案，盼為激烈的中美科技戰厚植人力。
但Eric說，他對此方案“感受不強烈”，因為政府若提供企業補助，不可能轉給員工加薪，若是培訓，他自己和中國同儕的實習經驗都顯示，學校所學和企業實務“差距非常大”，就算公司、政府都提供在職訓練或職場導師仍不夠，“更多還是要靠自學補充專業技能”，才能應付職場上快速迭代的技術要求。
中國數字人才培育行動啟航？
根據中國人社部發佈的《加快數字人才培育支撐數字經濟發展行動方案（2024—2026年）》，當局打算“用3年左右時間，扎實開展數字人才育、引、留、用等專項行動……增加數字人才有效供給。”
該方案羅列六大任務：一、重點圍繞大數據、人工智能、智能製造、集成電路、數據安全等領域;二、開發數字職業（工種）的國家職業標準等;三、引進海外高層次數字人才;四、培訓數字人才創業，投成一批數字經濟“小巨人”企業;五、緊貼企業需求開設定向培訓班，培養懂產業和數字技術的複合型人才;六、舉辦數字技能競賽，以賽促學促訓。
這份近3,000字的方案，人社部在4月初印行，但目前包括預算、適用對象和時程等施行細節卻未見蹤影。
據《新華每日電訊》4月17日報導，中國人社部計劃每年培訓出8萬名數字技術工程師，但相較各人力銀行的估算，中國數字人才的缺口在1000萬-3000萬之間，3年總計24萬人的新血夠力嗎?技能程度有多高呢?
曾在北京某寬頻公司擔任高管的朱先生直言，政府無力培訓人才，頂多只能提供補貼或獎學金，但這也是好事。
不願具名的他告訴美國之音，技術迭代太快，最好的人才政策應是啟動“深刻的教育變革”，把實務納入學校正規課程，讓本科生一出校門就能“學以致用”。
現已轉行投入影視產業的朱先生說，各行各業都有數字化的需求，連他的公司做海報都會用到人工智能(AI)生成技術，因此數字人才需求頗高。不過，他認為，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大，除人才緊缺、能力不匹配的難題外，企業本身的經營壓力高，也難祭出好待遇或培訓條件來招攬、留任人才。
數字產業盛行爆肝的加班文化
在香港的中國勞工通訊研究員艾丹·周（Aiden Chau）說，科技和數字相關產業的薪資水平普遍較傳統產業高，因此，除拖欠工資外，這些行業鮮少爆發大型勞資糾紛，但這不代表員工都對工作環境滿意，相反地，就他了解，員工私下有各式各樣的不滿。
他說，產線員工因機械自動化之故，幹的活很枯燥，如只負責按幾個鈕或確保良率，因此，不少人寧可轉行送外賣，比較自由。至於中高端技能的員工不僅工作量多、壓力也大，超時工作到公司打地鋪是常態，這是前幾年俗稱“碼農”的程序員集體抗爭的原因，也導致2021年時、電商巨頭拼多多一名加班員工在回家途中猝死的意外。
艾丹·周說，很多年輕人願意忍受2-3年爆肝的工作模式，以累積經歷，換取升遷或跳槽機會，但高壓的工作型態終難持久。
艾丹·周告訴美國之音:“他們(工作的)黃金時期是很短的，因為到了三十幾歲，他們就已經競爭不過新人，新人給他們(公司)爆肝了，所以，對於公司來說，他們特別找這些年輕人，沒有什麼顧慮、也沒有家庭，也願意犧牲自己的時間。”
他說，這類工資誘因高，想入行的年輕人前仆後繼，尤其是家境貧困者。
數字人才培育方案 網民看法兩極
對於人社部的數字人才培育方案，中國網民十之八九都表支持，唯少數看似有過來人經驗的網民則持負評。
一名來自廣東的抖音用戶留言回應:“又一次大規模內捲的機會。”
另外在微博上，一位天津網民調侃：“薪資待遇番10倍，不用三年。”
另一位浙江網民則說:“每當看到這種新聞，我就想推薦一本書給領導:《為什麼偉大不能被計劃》”
還有一位廣西網民更痛斥:“不知道各單位領導們對數字產業又了解多少，最後搞出個項目不倫不類。”
在北京的數字經濟與跨境電商專家唐生同意，體制內懂數字化的領導也短缺，所以數字經濟核心層“確實存在外行在干內行人的事”。
他說，四年前，中國在推1+X證書制(學歷證書+若干職業技能等級證書)時，他就向教育部提案過，盼建立電商人才的技能標準，但他的企劃書經外部專家評鑒後就被淘汰了。如今，人社部的3年計劃重提數字工種職業標準的開發，讓他不禁感嘆“最好的年華已經錯過了”。
唐生說，上至AI公司，下至小餐館，千行百業都可以數字化，因此，什麼是數字人才，在標準和定義都不明的前提下，很難定義數字經濟，尤其數字經濟尚未納入國民經濟統計中，支撐數字經濟恐淪為空談。
唐生:史上最嚴的監管不利支撐數字經濟
唐生研判，人社部的方案應是技職訓練的一環，旨在協助二次就業或新創崗位。但他說，要靠這個方案“改變經濟變化和曲線很難。”
他還說，學校的考分教育缺乏創意和實踐，背離數字經濟的發展，但人才教育得從小紮根，若能讓小學生有數字化解決方案的實踐經驗，小至搭建網站，到不同域名間的交易，就能打下人才梯隊的基礎。
唐生還批評，當局雖聲稱“支撐數字經濟”，但對互聯網產業的監管卻緊縮至“史上最嚴”，根本不利發展。例如，現在連註冊個域名都得找公安備案，耗時又繁瑣。
唐生告訴美國之音:“在經營很多業務當中都是有管制的，這不利發展，這種不利發展和想要發展中間，它(當局)要解決這些碰撞、矛盾。”
香港大學金融學教授陳志武也說，中國“政治掛帥”與無孔不入的監管不利百業發展。他說，中國經濟面臨多維度的挑戰，包括房市泡沫、產能過剩及民生驅動轉向戰備驅動的發展，還有失業率高企及消費降級，如南京中檔餐館的消費水平已從一桌700降至400元人民幣，消費疲軟的結果將加劇產能過剩、更依賴出口的問題，也加大中國經濟的下行壓力。
陳志武：數字化是創收執法的幫兇
但最大的挑戰是信心危機。陳志武透露，一些中國民營企業家近來屢遭缺錢的地方政府以各種名義搜刮資產，包括銀行帳戶的現金，另有基金經理人也在A股狂跌期間被要求上繳賣股的獲利，理由是破壞金融穩定。他說，當這些資產階級對人身和財產安全都無法安心時，自然不敢擴張事業或擴大投資，也削弱了對經濟的貢獻。
陳志武說，地方政府之所以能掌握這些資產階級的個資、甚至銀行帳目，金融行業的數字化是幫兇，助長了地方政府為創造收入而強搶民財的“創收執法”，包括頻開交通或行政罰單，以罰代管搶錢。
陳志武告訴美國之音:“數字化對政府方方面面無微不至的管控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按照現在流行的說法就是創收型執法，為了幫助地方政府創(造)收(入)去執法，很容易帶來很多的社會問題。”
他說，數字經濟提高生產效率，也讓部分商家，如農民有直銷的管道，但在更大範圍內並不利社會就業，如電商打趴了各地的夫妻雜貨店，或新能源汽車製造因自動化而減少人力雇用，都是因偏重發展新技術產業而忽視其衍生的弊端。
為解決中國經濟的挑戰，陳志武呼籲當局放開對各領域的管控，讓商業歸商業，政治歸政治，並加大對人身自由和身家財產的保障，才能重振內外資企業和個人對中國經濟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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