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10月18日)，中國無人機製造商大疆創新(DJI)對美國國防部提起訴訟，指控五角大樓將其列入涉嫌與北京軍方合作的企業名單是錯誤的，且已對公司造成了重大財務損失。這已經不是中國企業第一次利用美國法律來維護自身的利益，事實上，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在美國法庭上大打法律戰。甚至中共自己也利用美國的法律體系，「把法律視為對付對手的利劍，和保護自身利益的盾牌」。
中企利用美國法律維護自己的利益
大疆在訴訟中表示，由於美國國防部「非法且誤導性的決定」，使該公司「失去了商業交易，被污名化為國家安全威脅，並被禁止與多個聯邦政府機構簽訂合同。」
大疆補充道，「美國和國際客戶已經終止了與大疆的現有合同，並拒絕簽訂新合同。」美國國防部沒有立即回應相關的置評請求。
大疆星期五表示，提起訴訟是因為國防部16個月多來沒有就這一指控與該公司進行溝通，因此大疆「除了在聯邦法院尋求救濟外別無選擇」。
中國官方的《環球時報》英文版星期天(10月20日)出版的一篇文章援引中國專家的意見說，大疆對五角大樓的訴訟「可能會激勵中國企業利用法律武器反對美國政府的不公平待遇」。
事實上，這也不是中國企業第一次利用美國的法律武器在維護自身的利益。8月16日，總部設在上海的中微半導體宣布在美國正式向法院提交訴狀，起訴美國國防部將其列入「中國軍事企業清單」。 在此之前，中國的小米和禾賽通過起訴美國國防部，成功脫離「黑名單」。
分析人士曾告訴美國之音，中國的這些企業之所以能「維權」成功，並非是因為這些企業沒有「涉軍」，而是他們利用了美國《行政程序法》的空子。
中共利用美國法律維護自身統治
毛澤東前秘書、已故中共元老李銳的日記歸屬案是中共試圖利用美國法律維護自身利益以及統治的極好的例子。
李銳日記歸屬自2019年2月李銳逝世之後一直成為媒體關注焦點。李銳生前留下日記，記錄中共高層內幕和他的看法。這些日記本來由李銳女兒李南央按照李銳生前的意願交給美國加州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收藏，但李銳遺孀張玉珍於2019年4月在北京狀告李南央，要求索回日記並勝訴。之後，斯坦福大學在美國提起反訴訟，要求撤銷張玉珍對李銳日記的主張。
2020年5月，張玉珍委任美國律師，在美國狀告斯坦福大學和李南央「串謀」，偷竊了「國家珍寶」。但李南央以及斯坦福大學校董會以及熟悉此案的人士都認為，目前已經九十多歲的張玉珍沒有財力和精力卷入日記爭奪，幕後操縱的是中國政府，因為中共不希望自己「有些東西是見不得人」的歷史「暴露在陽光下」。
當地時間8月19日到8月29日，加州奧克蘭聯邦法院開庭審理了李銳日記歸屬案。目前雙方在10月底還有一場各自的陳述，12月3日將舉行最後一次辯論，預計，此案最終結果到明年才會宣布。
斯坦福大學校董會和李南央的律師馬克·利特瓦克(Mark Litvack)告訴美國之音，這場糾紛已歷時五年多，由四位不同的聯邦法官審理，斯坦福大學、李南央以及他所在的律師事務所耗費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
他說：「斯坦福大學、李南陽和我所在的律師事務所，已經耗費了數千小時的時間與對方四家不同的律師事務所抗衡，這其中三家是美國最大的律師事務所。我的客戶投入了大量時間和金錢，因為他們相信，他們尊重李銳的要求，將他的日記和文件提供給胡佛研究所。」
他說，這場官司已經打了四年多，原告方請了至少六七個律師，一定不會是張玉珍憑個人之力所干之事，」利特瓦克說。「張玉珍對此既未承認也未否認。」
談及中國政府的動機時，利特瓦克說：「這場官司對於斯坦福和李南央來說都代價匪淺。中共的目的是為了震懾其他人，以後不再把任何材料交給像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這樣的國外機構。」
利用美國法律中的「誹謗」和「中傷」罪打壓美國批評者
美國前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高級研究員安娜·普格利西(Anna Puglisi)2024年5月發表了一篇名為「中國的混合型經濟如何扭曲競爭」的學術論文，深入探討了中國生物技術生態系統以及中國政府如何支持該領域的公司。論文的主要觀點為：華大基因(BGI Genomics)和華大智造(MGI)的大多數股東與中共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中國政府引導基金直接投資於華大基因和華大智造；現任和前任領導職務重疊，模糊了華大基因和華大智造與國家之間的界限。
論文還稱，中國利用市場准入保護其全球領軍企業，削弱其他全球參與者的地位。華大智造目前正在准備利用其子公司Complete Genomics(CG)在美國市場展開競爭，但卻經常掩蓋CG與華大智造、華大基因以及和中國政府的關係。除此之外，中國研究人員可以和美國以及其他國度研究人員一樣，使用公共基因組數據，然而中國法律限制共享中國的基因組數據。
今年6月和7月，普格利西分別收到了來自華大基因和華大智造所聘請的律師來函。據普格利西9月再美國眾議院中共問題特別委員會舉行的主題是「中共如何利用法律壓制批評者並實施統治」的一場聽證會上說，這些律師均在華盛頓特區的知名美國律師事務所工作。「華大基因的信指責我誹謗，並要求我和喬治城大學撤回我的論文，並停止討論這方面的分析。華大智造的信還希望我改變說過的話。」她說。
普格利西不認為她的觀點構成誹謗。她在發言中說：「我的觀點突顯了中國政府支持的機構感到不安的事實，而且他們希望掩蓋這些事實。因為當我們了解這些事情時，我們就有能力制定政策，阻止他們的惡意行為。」
普格利西沒有回應美國之音所發送的採訪請求，不過，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執行主任杜威·默迪克(Dewey Murdick)在對美國之音的書面回復中說：「中國試圖通過法律手段恐嚇研究人員，這對學術自由構成了嚴重威脅，對許多從事重要研究的個人產生了寒蟬效應。我們中心繼續面臨這些威脅。我們必須對中國這種策略高度重視，阻止他們像壓制自己的人民那樣壓制世界其他國家。」
另一起引起關注的案例是中國電動車領軍企業比亞迪2020年11月狀告美國公民斯考特·保羅(Scott Paul)誹謗罪一案。
保羅擔任位於華盛頓的非營利機構「美國製造聯盟」(Alliance for American Manufacturing，下稱AAM)的主席。保羅曾公開表示，聯邦交通資金不應該流向總部位於非市場經濟體(例如中國)的公司。2019年5月，在一次關於交通和基礎設施的國會聽證會上，保羅發言說，比亞迪和中國中車集團是「國有、國家補貼和國家支持的企業」，它們「開始獲得由美國納稅人支持的利潤豐厚的合同，為我們的主要城市提供軌道交通車輛和電動公交車」，這種趨勢正在「系統性地破壞美國機車車輛制造業的全國競爭格局」。
比亞迪在美國以「誹謗」為由起訴AAM以及該機構多位員工。比亞迪在訴訟中指控AAM「通過虛假指控和誤導性言論，惡意、欺詐、無禮和魯莽地損害比亞迪的聲譽和品牌」。
保羅認為，失去聯邦交通資金的比亞迪對他和AAM的起訴是一種報復行為。他在接受網絡媒體「連線中國」時表示：「這感覺像是對我們為限制比亞迪獲取美國稅收資金的公共政策工作的報復。」
比亞迪對 AAM 的訴訟拖延了近兩年，期間不斷被駁回，上訴也未成功，直到 2022年10月最高法院拒絕受理比亞迪的上訴：法院裁定比亞迪未能證明AAM 的言論具有誹謗性。
盡管如此，訴訟帶來的寒蟬效應已然可見。AAM的責任保險公司哈特福德於 2021年4月取消 AAM 的部分保險。哈特福德在一封致AAM的郵件中寫道：「不續保的原因是我們從網站評論中了解到，你們的業務包括批評中國製造商、中資美國公司和中國政府。此類言論可能會引發誹謗指控。」除此之外，AAM還付出了高達40萬美元的訴訟費用。
AAM並非唯一被比亞迪起訴的機構。2020年，比亞迪也以誹謗為由起訴美國媒體VICE，也是最終被最高法院駁回。有分析人士指出，贏得官司並不是比亞迪之類中國原告的唯一目的。因為害怕招惹訴訟，其他潛在的批評者會自動噤聲，而且這種寒蟬效應已經產生。
中共問題委員會首席民主黨議員拉賈·克里希納莫提(Raja Krishnamoorthi)9月中共問題特別委員會的相關聽證會上表示，委員會還了解到多起類似案例，但是當事人為了息事寧人，選擇和解並且簽訂了保密協議，所以細節不為人知。
委員會主席約翰·穆勒納爾(John Moolenaar)在聽證會上說：「已經在國內壓制自由的中國共產黨，現在正尋求將其威權控制模式輸出到全球。它現在正試圖利用美國的法律體系(來達到目的)。」穆勒納爾稱，近年來中共發起的針對在美國的學者的「誹謗」和「中傷」的訴訟，目的正是為了恐嚇作者，讓他們保持沉默。
美國國防大學信息和網絡空間學院教授吉爾·戈登齊爾(Jill Goldenziel)也參與了眾議院中共問題特別委員會的聽證會。她告訴美國之音，在美國，美國的商業社會正是建立在法律、訴訟和保險的基礎之上，普通公民和企業狀告其他人或是政府是非常尋常的事情，但現在卻是一個「非常復雜而微妙的局面」。
她告訴美國之音：「一方面，我們並不希望把中國企業排除在美國的法律文化之外，不讓他們打官司。另一方面，我們又要小心，防止有人利用美國的法律制度佔便宜，美國的法庭不該充斥著那些無聊的官司。」
她告訴美國之音，在本國沒有真正法治的中國共產黨卻在美國大張旗鼓地利用法律作為武器維護自己的訴求，是一件很「諷刺」但也很「正常」的事情，因為中共會不擇手段、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方法來維持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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