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一名前外交官星期一（4月22日）表示，美國前總統老布殊在“六四”前曾明確告訴北京，傷害天安門廣場的示威學生將嚴重影響美中關係。 他還說，“六四”後，老布殊派特使前往中國，其中一個目的也是希望北京寬大對待異議人士和示威人士。這位外交官還說，“六四”事件讓中國共產黨明白，在進行經濟改革前，不能進行政治改革。
“六四”前，老布殊曾明示，傷害學生將讓美中關係面臨嚴峻後果
30年前的4月15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意外去世。4月22日，北京大學生與市民在天安門廣場舉辦悼念活動，接著事態擴大；6月4日發生震驚全世界的天安門事件。在那個時候，施大偉（David Shear）是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政治部的二秘，日常工作是負責匯報中國內政。
他說，他曾兩次跟隨北京大學的示威學生從學校走到天安門廣場，並把廣場發生的情況向華盛頓報告。施大偉（David Shear）後來在奧巴馬總統時期擔任美國國防部亞太事務助理部長。在此之前，他還擔任過美國駐越南大使。
施大偉星期一（4月22日）在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和喬治城大學美中全球對話專案聯合舉辦的“中美外交：四十年成敗”研討會上談到“六四”期間和“六四”後老布殊的對華外交。
他說，在“六四”天安門大屠殺前，老布殊總統和當時的駐華大使李潔明（James R. Lilley）曾非常明確地向中國人表明了美國的態度。
他說：“李潔明（美國當時的駐北京大使）非常明確，總統也非常明確對中國人表示，傷害那些在廣場和其他地方的示威者將讓美中關係面臨嚴重的後果。他們在‘大屠殺’前是這麼明確表示的。 在‘大屠殺’後也這麼明確表示了。”
“六四”事件後，老布殊政府宣佈暫停軍售與高層官員互訪，並推遲對中國的貸款。“六四”後對中國的軍事方面的制裁到今天仍然有效。
他說，在前蘇聯垮台後，“六四”事件不僅進一步導致了美中冷戰時期戰略合作的結束，中國對要求民主的學生所進行的“六四”屠殺，更使得美國與中國的合作面臨了價值觀方面的挑戰。
他還說，“六四”屠殺也顯示，在有關中共所認為的核心利益的問題上，也就是關係中共政權存亡的問題上，與中國展開外交活動是多麼困難。
老布殊密遣特使到北京，談天安門示威者的人權
不過，“六四”後不久，老布殊派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與副國務卿勞倫斯伊戈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先後秘訪北京。而正是這兩次秘訪以及不久後與中國國恢復關係，被有些人認為是老布殊對華政策的最大敗筆。
《紐約時報》4月16日刊登的一篇題為“由‘六四’造就的今日中國”的評論文章就說，老布殊派特使秘訪北京是美國對華戰略上的重大失誤。
文章說，“美國政府的這一態度使中國在此後多年都確信：西方需要中國，需要中國在地緣政治上的戰略合作和中國的巨大市場，不管中國國內人權問題有多壞，西方都不會太為難我們，因為“六四”屠殺他們都容忍了。”
施大偉這樣解釋這兩次的秘訪，他說：“布殊總統派出特使有兩個基本的目的：第一，就是告訴中國人，我們繼續相信與中國的關係非常重要。第二，是讓中國從寬對待參與天安門事件的異議人士和示威者。在我看來，他第一個目標完成要比第二個好得多。我想，中國人是不希望美國人干預天安門事件的人權問題。”
施大偉認為，與中國保持關係非常重要，但不可否認，老布殊後來決定和中國恢復關係與布殊總統與中國的個人聯繫也有一定的關係。老布殊曾經在中國工作，與很多中國領導人建立了個人聯繫。
施大偉說，在1980年代末期，美國政策決策圈並沒有達成共識，認為經濟發達後的中國最終可能走上政治自由之路。事實上，他和他的同事們從來都沒有認為，中國將來會變成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或者中國共產黨會進行改革，最後讓自己失去權力。
“六四”事件讓中國學到經濟改革應先於政治改革
施大偉說，六四事件讓中國政府學到了三點： 第一就是，儘快將民眾對政府的不滿鎮壓下去。第二，不要學習戈爾巴喬夫（前蘇聯領導人）在經濟改革前先進行政治改革。第三，中國確立了領導人有序更替制度，以免再次“天安門事件”重演。施大偉說，天安門事件之所以可以持續那麼長的時間，是因為中國領導層內部出現了分歧使他們很難決定應該採取什麼應對措施。
“六四”事件被認為是中國的一個轉捩點。自那以後，中國政治變革運動終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