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百年紀念日將至，中共高層已開始輿論定調和導向。與此同時，華人文化圈也出現對那場運動的不同解讀。
現在距中國的五四青年節還有十幾天，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以集體學習的形式，制定了這場紀念活動的官方基調。中國官媒報導，習近平會上說，“一百年前爆發的五四運動，是一場以先進青年知識份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習近平還在會上提出“四個講清楚”，以此堅定“四個自信”。
香港明報星期天報導這一動態時，突出了習近平講話的要點：要引導青年聽黨話，跟黨走。香港南華早報星期天說，習近平敦促要對青年進行政治導向。該報還說，青年人是中國執政黨宣傳重點。
在此之前，有媒體觀察認為，中共五四百年紀念將降格，習近平不想看到熱血青年。有輿論認為，2019年重大敏感紀念日很多，“五四”百年，“六四”三十週年，以青年人為主體這些歷史事件，爭議不斷，“習總防有人借題作亂運動”。
五四百年的紀念，各界醞釀良久。獨立中文筆會剛結束的香港年會，主題就是“五四百年文化研討”。《香港會議場刊》對五四的說法是一場“新文化運動”，“知識階層的思想啟蒙與碰撞”，“五四運動標誌著青年學子將愛國、獨立思考的情操訴諸行動”， “為後世青年新生代走出象牙塔，投身社會運動，過問時政，豎立良好的榜樣”。
獨立中文筆會成員徐澤榮會上說，他研究了蘇聯人曾如何長期從資金和思想上控制中共：“我覺得五四是蘇聯人挑起的，……他們早於中共20年就在東北傳播馬克思主義了。前後大量馬列著作，翻譯好多……新文化運動其實與五四是無關的，不管後來有人怎麼說，胡適怎麼說，其實是無關的。鴉片戰爭以後，我們就開始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了嘛。另外，民主跟科學與五四也沒有什麼關係。後來把它們疊加在一起是一種有用心的做法，蘇聯人是想挑起反日的運動，讓日本跟中國打，它保衛了它的東方（遠東地區）。”
徐澤榮猜測說，後來的皇姑屯事件、田中奏摺等，可能都是蘇聯人策劃的。不過，這位筆會成員同時表示：“關於五四，我們要紀念它進步的意義。但是，我們希望也要弄清楚，背後蘇聯乾了什麼。對蘇聯我們也一分為二。不搞清這些，以後會再碰上厄運。當然這是一個很大的事情。我在這裡講這個事情，也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五四這麼神聖的事情，聽著是個陰謀。”
針對徐榮澤的發言，筆會會長廖天琪說：“我發覺，我們作為中國人，不管你是在中國的大陸，在台灣，在香港生活和受教育，我們對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一塌糊塗，一片空白，錯誤太多。你（徐榮澤）剛才講的，我非常吃驚。但是我知道，如果沒有蘇聯，我們中國今天，二十世紀後半葉受到的這些苦難，將不會是這個樣子，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中共歷史與前蘇共的歷史淵源，當年大陸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中曾有一句朗誦詞：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這種說法源自毛澤東的表述。
紀念五四一百週年，香港理工大學近日也舉行研討會，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李宥霆，試圖擺脫傳統分析方式。他說，五四運動已經百年，至今對它的觀察視角紛呈，詮釋迭出。他提出了用所謂“跨文化的視野”進行觀察。以五四為背景，分析並比較印度的泰戈爾、英國的羅素，以及日本的內藤湖南對中國以及五四的論述。
關於五四的研究現狀，他對美國之音說：“這些（學術）前輩們有一個共同的困擾。五四研究將近一百年了，可是好像同樣的問題還在那邊轉。不能說研究不夠，而是說，應該再有一些新的視角和方法。我沒有反對五四即成研究（成果）的意思。我覺得，任何歷史事件，思想事件，本來就應允許和歡迎多角度看待它。”
李宥霆認為，既然已經從中國國內的脈絡、中華文化圈的脈絡研究五四一百年了，開闢新的視角，或許會有新意。
李宥霆的研究表明，上述曾經在五四時期來過中國，對中國歷史有研究素養，對五四有研究和重要影響的外國人，既有各自的學術貢獻，也同時暴露出他們不同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