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江楓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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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浦江封：北京政權命系一線：王毅馬耳他會沙利文尋求緩和
當中國政壇迎來一波秘而不宣的大清洗、中國領導人缺席在印度舉行的G20峰會、且將由韓正而非王毅前往紐約出席聯大，國際社會對美中關係的前景不免焦慮。他們擔心，如果美中之間繼續這一冷淡趨勢、如果中國繼續將外交對話看作是“天朝”的恩賜甚至外交戰的工具，那麼今年上半年以來好不容易的美中對話可能前功盡棄，預定11月的三藩市美中峰會也可能因此流產。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與中國外長王毅在馬耳他舉行會晤。 （2023年9月16日）
馬耳他會談凸顯拜習會對北京的重要性
無疑，如果兩個月後拜習會真的流產，所有人都明白，這意味著美中關係的極度危險，也是世界政局的極大不確定。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剛過去的周末，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和美國總統安全顧問沙利文突然在馬耳他進行了兩天秘密會談。從有限的披露信息來看，會談內容果然如我所預期，重點在如何繼續所謂高層交往，即商討APEC峰會之際的美中領導人見面。
也就是說，作為中國年度外交的第一要務，預定的中國領導人11月訪美並未發生任何變化。韓正以副主席身份訪美，既延續了王岐山曾經出席聯大的做法，也是繼續李強出席G20峰會的模式，在分擔元首外交的工作。而王毅雖然未能藉出席紐約聯大的機會敲定美中峰會細節，但是絕不會在美中外交今年最重要的領導人會面這一問題上有任何怠慢。這才是他在馬耳他與沙利文密會的關鍵。
然而，如果僅僅從維護元首外交、堅持巴厘島雙方共識的角度來理解馬耳他密會，並不能充分反映未來美中峰會對中國外交的全部意義、以及王毅的外交努力，也不能真正理解三藩市美中峰會對中國領導人的重要性。
換言之，如果說今天的中共政權陷入了極端困難的境地，其維繫全在美中峰會的一線之間，也許很多人會覺得匪夷所思、天方夜譚，卻是實情，也是王毅排除萬難與沙利文密會馬耳他的根本原因。
中國政治經濟內外交困
事實上，過去半年，中國的政治經濟不僅沒有從疫情中恢復過來，反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內外交困。一方面，經濟上已經陷入大蕭條的前奏，在房地產和財富基金兩個關鍵行業面臨崩潰的帶動下，中國正在遭遇全面的經濟下滑、外資撤離、通貨緊縮、消費不振，大量城市瀕臨財政破產，大量中小企業關閉，失業率高企，社會抗議此起彼伏。
另一方面，以兩位國務委員即外長秦剛和防長李尚福的先後失聯爲標誌，尤其後者所牽涉的中國軍隊內部的大清洗，而且是針對解放軍四軍種當中最為重要的火箭軍的一場進行中的清洗，暴露了中國過去十餘年來對美“偉大斗爭”路線的失敗，和領導人所面臨的嚴重執政危機。
表面上，過去幾個月以來圍繞秦剛和火箭軍的一連串醜聞，都與腐敗、派系、間諜等等有關，這些也是過去十年中共內部的權鬥套路。即使因為秦剛和李尚福等人均係新提拔心腹而招致中共內部對領袖識人不察的懷疑，或者在領導人與官僚集團之間出現信任危機的懷疑，這些尚並不足以證明中國領導人對體制失控或者地位動搖。
真正麻煩的，是這些權臣的倒台，無論他們是否因為個人威權體制下官僚之間互鬥爭寵加劇、還是因為所謂“刀刃向內”、“不斷革命”的犧牲品，都表明美中對抗路線的難以持續，這種對抗不僅逐漸喚醒來印太地區針對中國力量的團結，讓中國的地緣政治格局日益孤立，而且轉換為對中國封閉威權體制的反噬。
具體來說，秦剛與火箭軍的兩件醜聞，其導火索都來自美國一方的“無心之語”：秦的私生活醜聞不過是極為普遍的中國官員們“在中國反美、在美國生活”的“兩面人”模式的一樁個案；而李尚福相關的火箭軍醜聞則始於美國常規、公開、學術性的軍事情報研究，一份去年10月在空軍戰爭學院網頁上公佈的中國火箭軍研究報告，並且因為今年2月份中國高空氣球事件而被放大，隨後引發中國火箭軍內部的“海嘯”。雖然外界尚不清楚這兩件醜聞之間的具體關係，但是美中製度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異，越來越成為中國政治體製本身不能承受之輕，彷彿北美的一隻蝴蝶煽動翅膀，然後就能在中國引發一場龍捲風災害。
習近平唯一選擇：從反美主義轉向
更重要的，秦剛的問題不僅表明中國個人威權體制下高層級的人事路線失敗，即無人可用，在官僚集團和最高領袖之間存在著深刻隔閡，而且表明一個對美“戰狼”的始作俑者是如何利用反美主義博得信任與高位，其私生活醜聞恰恰暴露了這種反美主義外交路線，在多大程度上變成了一條分贓、自肥的尋租機制。
火箭軍的醜聞可謂這種反美-尋租機制的系統性證明。相對其他三軍首長從實戰、從外軍交流中對美中兩軍差距的清醒，作為在軍隊內部叫囂攻台、防止美國介入聲調最高的軍種，火箭軍算是對美鬥爭的鷹派，也是與印太地區諸國採取強硬政策的最大受益者。而這種超越政策腐敗的路線腐敗，卻因為“絕不打核戰爭”而可能躲在未來戰爭的安全一側，在理論上可能永遠掩蓋著這種軍備擴張中的腐敗，遠離俄軍或者紹伊古在烏克蘭戰場自曝其短的風險。然而，一旦暴露，特別是被對手暴露其戰略弱點和技術劣勢，那麼，這一腐敗所威脅的不僅是軍隊自身，而是軍隊的統帥。
也就是說，中國領導人才是秦剛與火箭軍醜聞的最大犧牲品。當他對華北水災和民生困苦不聞不問，當他對經濟復甦和民眾信心漠然以對，他的執政合法性就只剩下“統一台灣、打贏美國”這樣充滿極端民族主義狂熱的承諾，這一承諾和他的連續執政緊密捆綁。然而，火箭軍醜聞暴露的將領腐敗和系統戰力缺陷，對這一內部政治承諾和以此為基礎的民族復興目標卻是致命打擊，直接影響領袖在未來連續執政的可能性。
在這個意義上，在美中貿易戰、芯片戰、反美宣傳、一帶一路等一系列的失敗之後，中國領導人正在成為他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的反美主義的受害者。轉向對美緩和、“和平統一”，便成為中國領導人當下的唯一選擇，以及得到美國總統的認可，是他安全度過十月份黨“二十大三中全會”的唯一依靠。這或許算是過去幾年中國各種堅持、堅定裡面唯一正在發生和主動改變的路線調整，儘管看上去和去年底堅持動態清零政策的轟然倒塌莫名相似。因此，保證未來美中峰會的順利進行，就是中國外交，也是孤獨、年邁的王毅的唯一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