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江楓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在俄烏戰爭進行到將近500天的時候，戰場的壓力和戰局的無望最終轉為一場兵變。這就是上週末發生的瓦格納兵變。雖然這場兵變持續不到24小時就被瓦解，但是兵鋒所向逼近了莫斯科，也穿透了普京的神話和鎧甲。幾乎所有人都看到了普京政權的虛弱和戰爭終局的到來，在國際社會齊聚倫敦商討烏克蘭戰後重建之後，國際媒體和觀察家們都開始討論普京的命運。
在歐亞大陸另一端的北京，瓦格納未遂兵變的衝擊同樣巨大和深遠。對於存在著“無上限、背靠背”的特殊夥伴關係的中俄共同體來說，瓦格納兵變對中國政治的間接衝擊可能不亞於普京政權，而且形勢之嚴峻遠超外界估計，不止是所謂“不確定的一刻”。如果說北京政權源自105年前冬宮外的一聲炮響，那麼6月24日的兵變幾乎重演了1917年革命的序幕，或許敲響了歐亞威權體制的喪鐘。
反西方意識下，中俄越走越近
因為，對北京來說，過去十餘年以來，特別是俄烏戰爭以來，中俄之間已經形成了一個堪比1950年代中蘇同盟的特殊夥伴關係，這一沒有公開結盟卻勝似結盟的關係，其基礎不僅在於歐亞大陸的共同地緣安全需要，或者兩國極其相似的威權制度，更在於俄中雙方分別從2007和2008年以來逐漸形成並且強化的反美反西方主義的意識形態。
這一反美反西方觀念的意識形態化推動著中俄在戰略和外交各方面越走越近，也推動著雙方在威權體制、政治右翼化、民族主義極端化等政治轉型的趨同，以及在聯合國和地區政治方面趨向聯盟化，儘管這種聯盟是不成文的、高度個人化的，卻是中俄在全球地緣政治推動建立反民主的強人政治聯盟、極右翼政治聯盟以及威權陣營的核心。
然而，反美反西方意識形態作為中俄真正紐帶的根源，並非兩國在民族主義層次上的簡單需要、或者這種互為表裡的話語本身。中俄建構的反美反西方的民族主義和現實聯盟政治、甚至包括俄羅斯出兵烏克蘭的深層心理動機，都源於各自對政權被顛覆的擔憂。普京或許更沈溺在蘇聯社會帝國不復存在的懷舊中，那是一種對歷史性政權被顛覆的怨恨，而中國人卻把蘇聯解體的教訓直接歸咎於美國和西方模式的普世主義價值觀、自由民主制度和公民社會的威脅，即從1985到1991年的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到2004和2014年烏克蘭發生的顏色革命。這是中國從2004年開始維穩體制、從2011年開始肅清公民社會、2012年起逐漸消滅所有黨內民主和競爭派系、建立高度個人威權的新舉國體制的心理根源——對美國和西方民主世界的恐懼。
中俄都視烏克蘭關乎自身威權統治合法性
中俄兩國的反美主義，雖然略有差別，一個出於怨恨，一個出於恐懼，但是無論怎樣強調和重複都不過分，因為他們都共同地把烏克蘭跟各自威權統治的合法性相聯。他們從歷史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角度都高度重視烏克蘭對於俄中現政權的聯繫和重要性，無論從蘇聯帝國遺產還是西方威脅前沿（即顏色革命和北約東擴）的角度。如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不久前的驚人之語暴露的中國高層心理，即否定烏克蘭等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獨立主權，為了自身政權的安全可以無視現有國際秩序和準則，並且採取沙文主義的冒險行動。
這是俄烏戰爭的根源，也是中俄聯盟的共同策略。以至於，中國舉辦的兩次奧運會，即2008年夏奧會和2022年冬奧會都成為俄羅斯發動戰爭的掩護；以至於當這場“特別軍事行動”遭遇軍事失利、陷入持久戰泥沼之後，作為“策應方”的中國一再受到戰事的衝擊，對中俄關係、也對中國內部政治構成現實的威脅。幾乎每個在北京政治漩渦中的人物都能深刻感受到俄烏戰爭爆發以來中國領導層一而再、再而三的慌亂和恐懼。
俄軍失利撼動中國領導層
首先，俄軍在戰場上的失利，無論其混合戰爭樣式的失敗還是指揮體係與蘇式裝備面對烏軍北約化武器和戰爭體系的明顯差距，從容易殉爆的T72系列坦克到缺乏精確制導彈藥的俄空天軍，從嚴重依賴鐵路的後勤體係到從上而下僵化的指揮參謀體系，俄軍的慘敗正在成為模仿俄式陸軍和空軍體系的中國軍隊的夢魘，其震動不亞於1991年第一次海灣戰爭給中國軍隊的震撼。
其次，在堅定援助烏克蘭抗俄的進程中，歐美形成空前的團結，並且重組印太地區政治聯盟和戰略結構，特別以不久前的廣島G7峰會為代表，對中國造成了巨大的孤立和威脅，美中關係回到了50年前冷戰高潮期的冷淡和摩擦，只保留最低限度的交流，中國與美國、與印太諸大國之間的政治互信已經喪失。在國際社會控制俄烏戰爭烈度的同時，中國和西太地區儼然成為全球安全局勢的核心焦點，中國因此淪為俄烏戰爭最大的地緣政治犧牲者。
最後，瓦格納兵變在烏克蘭發動反攻、俄軍步步退縮的背景下發生，不僅從軍事上吹響了戰爭結束的號角，而且提醒中國領導層一個殘酷的事實：儘管黨內、軍內、社會都不再有公開的反對者或者競爭者，但是那些表面忠誠的寡頭們卻可能在逆風條件下公然以野心家面目示人，尋找並且利用領袖的弱點、搶奪政權。也就是說，中國領導層擔心的不再只有所謂戈爾巴喬夫或者葉利欽式的人物，還有所有身邊貌似忠誠的心腹重臣，如同“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對他們來說，所有人都可能是暫未暴露的兩麵人或者潛在的叛徒。這才是當下個人威權體制最大的威脅。
也因此，這場短暫的未遂政變觸發了北京的歷史夢魘，那是文革前林彪的一次著名講話，提醒黨內乾部黨內最大的危險是“苦迭打”，即政變的危險。當然，林彪最後也不得不因為政變的嫌疑被迫出逃，將毛體制的弱點和性質充分暴露。理論上，實踐中，但凡這種政權性質的暴露，都不可避免地觸發政治危機，不僅激勵無數野心家的現身，也一夜之間改變精英和民眾的立場。中國政權的上一次性質暴露發生在1989年的天安門鎮壓，那時幾乎沒有人相信人民軍隊會開槍。連同稍後1991年蘇聯的“819政變”，共產體制再也難以繼續下去。
所以，當統治集團以防範顏色革命的藉口消滅了所有黨內外的競爭者和公民社會之後，唯一的顛覆性威脅只能來自權力核心內部，一如瓦格納領導人普里戈津以及他在俄羅斯寡頭集團中的隱秘支持者所顯示的。在這個意義上，對一直抱有政變恐懼的中國領導層來說，瓦格納兵變不僅再次暴露個人威權體制的失靈，而且直接否定了中國過去十餘年鎮壓和集權的路線，證明它們是根本無效和錯誤的。這或許才是中國的統治精英們都看到卻無法言說，也是最為恐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