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江楓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最近在中國社交媒體熱議的一個話題是，各地政府正在鼓勵青年們上山下鄉。一份廣東省農業農村廳的文件顯示，由廣東省共青團委發起的這項計劃，準備在未來三年組織30萬青年下鄉。一時間輿論譁然，觸動了中國人民的敏感記憶，也切中了當下中國暗流湧動的漩渦。
人們關心的一個基本問題是，第二波上山下鄉運動是否很快到來，中國的年輕人能否逃過他們先輩的命運？
這既是中國一代年輕人的命運問題，也是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目前最大的擔憂，仿佛再次集體站到歷史的十字路口。尤其對年輕人的父母和祖父母兩代人來說，不僅喚起了他們曾經痛苦的歷史記憶，也在新冠疫情結束三年後面對一個更為緊迫的時代選擇，他們將如何保持他們的財富、維繫他們的安全、繼續階級的再生產？
中國青年成為黨國心中最危險群體？
而對黨國來說，青年人的問題同樣關係政權根本，因為青年人的集體選擇不僅有關權力的未來基礎，也攸關黨國的安全。在黨國眼裡，青年一代已經從十年前的小粉紅軍團，被當權者煽動然後集體佔領互聯網輿論陣地、鼓譟全社會民粹主義浪潮的衝鋒隊，到三年疫情隔離，在短促的白紙革命爆發後，變成了黨國心目中最危險的群體，一個可能再次發起真正顏色革命的不穩定主體。
所以，在今天北京的四通橋附近，還有主路上，晝夜24小時都有警察駐守，只要發現人行道上的年輕人駐留時間稍微長一點就會上前盤查。這種緊張情勢，從去年11月以來到現在，一點兒不亞於天安門和長安街沿線的戒備水平，維持了將近半年，沒有絲毫放鬆的跡象。
在高校，不僅輔導員和學生信息員都被動員起來密切監視教師和學生的所謂思想與言論動態，各校心理健康輔導機構有關學生心理諮詢的資料也被要求匯總上報，而且繼續沿用疫情管控期間的半封閉制度，嚴控校外人員、外校學生進入，徹底封閉了大學和社會的交流。繼公安部4月初開展所謂“嚴查網上造謠自媒體百日行動”以來，國家網信辦也於近日召開大會，要求所有網管機構、網警和互聯網媒體開展全國網絡舉報。一場互聯網時代針對青年人的思想審查運動正在展開。
與此同時，今年大學新增畢業生超過1100萬，就業簽約率低迷，就業市場處於1992年以來最為低迷的時期，大中城市的社會青年失業率超過20%，而他們的父母輩同樣面臨著經濟不景氣、收入下降、房貸斷供、私營中小企業紛紛破產的困境。即使中國的經濟總體，在空前強力的貨幣刺激下還能維持一個低速增長，但是結構性的大規模失業和財富縮水等不景氣趨勢造成的社會危機可能提早到來。
中國青年是當局政策失敗的犧牲品
這正是中國人民目前所擔心的第二波上山下鄉的背景。人們擔心，青年一代將會很快淪為當局政策失敗的犧牲品，如同1968年文革高潮過後紅衛兵一代的命運：他們在政治上被拋棄，當時中國陷入的國際孤立和經濟困難也難以在城市裡繼續容留這些年輕人。結果，從1968到1978的十年間，先後有1700萬大中學生在“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名義下被強行遷徙到農村。
而其初衷，來自毛澤東在文革爆發後不久對他親手動員的紅衛兵的懷疑。1967年5月，還在文革高潮中，毛已經表達了他的政治失望：“本來想在知識分子中培養一些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包括仍在學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識分子，從黨內到黨外，世界觀基本上還是資產階級的”。在他看來，改造青年人世界觀的唯一方式就是與工農民眾結合，從而徹底否定了1949年以來中共的教育路線。
當然，相比毛時代強調的兩條路線的鬥爭，儒家官僚幹部群體和毛派激進分子的衝突，今天的中國政治，在過去十年，已經很大程度上以靜悄悄的文革和鬥爭解決了這一問題，反普世主義、反西方、強調文化自信和教育自主的模式已經建立起來，本來無需以舉國體制動員青年人再次上山下鄉、接受農民教育。
何況，今天的農民和農村，固然受益於十年來新農村建設和扶貧計劃使其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政治上也擁護中央政權，但是從道德水準、從農村治理機制、從農業和環境吸納能力等多方面來看，都不是一個令北京放心的階級。這才有北京在疫情結束前後一再強調所謂糧食安全，急忙取消了鄉村振興局，反而新建了所謂“農管”體制，賦予農業農村部的鄉下執法權，等於將疫情期間的嚴管體制保留在了農村。
城市青年上山下鄉將成不定時炸彈
更重要的，在當前城市化率已超過70%的中國，剩餘不到30%人口的農村，不僅經濟上難以接納大批城市青年長期駐留；而且政治上，城市青年的第二波“上山下鄉”只意味著一個巨大的不定時炸彈。今天中國的高城市化和青年人對城市生活的嚴重依賴，已經不是毛時代的低水平城市化可以相比的，更難以簡單地重複毛時代的激進政策，如同過去十年的“第二次文革”已經靜悄悄地發生，並且完成了政治清洗和個人集權，無需重複毛主義的大規模內戰模式。
換句話說，廣東省的所謂三十萬青年下鄉計劃，只是四年前共青團中央一個組織三年內一千萬下鄉支農計劃的最新方案，是該計劃被疫情三年凍結後的復活，且在當下青年危機幾近爆發的形勢下，更像是團委系統的一個試探性政策，為了彰顯團委官僚機構的存在感，並且汲取行政資源，如同二十年前谷麗萍主持的青年創業計劃一般，有著很強的政治投機色彩。
當然，對中國的年輕人來說，這些脫離現實的政策毫無意義，他們所面對的困難和他們的有限選擇，可能才是真正的時代困境。在過去半年，通過白紙革命，他們已經向他們的父權體制表明了心跡：他們不願意繼續“996”的血汗勞動，也難以繼續躺平，甚至不奢望買房、結婚、生子，他們已經看到了未來的虛空。或許，他們只是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當新冠疫情的結束宣告著中國過去三十年來一個最重要的社會契約——人民對自由的讓渡換取經濟自由和安全的結束，那麼年輕人和未來的契約，也是中國年輕人與政權的結盟，也告解體。這是一個超越毛時代在1968-69年間發動上山下鄉的情形，而更接近1971年“913”之後毛所面對的覺醒和決裂，對中國的未來影響深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