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人工智能到底已經發展到了什麼程度？有關專家說，在某些領域已經超過美國。對於如何限制中國，美國處境尷尬。
Your browser doesn’t support HTML5
人工智能：中美相互依存的尷尬
據英國信息服務提供商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統計，從2012年到2021年，中國的人工智能論文是24萬篇，而美國是15萬篇。不僅如此，從論文質量來看，根據反映學術論文質量的指標之一，即論文受到引用方面，中國的人工智能研究論文被學術雜誌上其他學術論文引用的次數已經超過美國，佔據世界首位。美國斯坦福大學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2020年，中國在這方面佔據的份額是20.7％，超過美國的19.8％。
中國的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現在名列全球人工智能最先進的25個研究機構排行榜。
在人工智能相關的專利申請方面，中國從2015年開始迅猛增加，兩年以後的2017年就超過了美國，居世界榜首。
2017年，中國國務院發布《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其目標是“力爭到2030年把我國建設成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創新中心”。
美國的警覺
如同美國對“中國製造2050”計劃的警覺一樣，美國也開始擔憂中國人工智能的2030計劃。 2019年10月，美國政府宣布禁止8家中國頂級信息技術公司購買美國公司的零部件，除非獲得美國政府的特批。這些公司包括商湯科技和科大訊飛等6家人工智能技術公司。人權組織和關心中國人權事務的人，尤其是關心新疆、西藏人權踐踏問題和中國維權事務的人士普遍贊同在人工智能方面與中國合作要謹慎，甚至應該在人工智能領域與中國全面脫鉤。
美國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研究員費瑞安（Ryan Fedasiuk）說：“如果美國想要完全阻止中國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壓制性技術方面的進步，確實無法通過選擇個別公司或大學或個人進行制裁這樣有針對性的方法來做到這一點。……制裁個別人和機構永遠不會奏效。”
當然，美國的措施並沒有止於對中國人工智能公司的採購制裁。近年來，美國政府一再提醒美國人工智能界要警惕中國科技公司和學術機構對美國知識產權的盜竊。包括情報機構在內的美國政府有關部門也一再警告美國的大學和研究機構注意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以及從事高科技研究的教授從事間諜活動的問題。美國政府起訴了一些有中國背景的教授和學者，甚至進一步警告有關大學不要與中國大學和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合作，包括人工智能研究的頂級機構麻省理工學院。
但是另外一些人認為全面脫鉤絕非解決問題的適當出路。他們認為，美中之間在人工智能領域的交流，受益者並不單單是中國，美國也從中受益。切斷合作對美國有損失。
費瑞安說：“僅僅全面禁止各種合作或各種交流非常危險，因為美國從其中一些項目以及美中之間的整個貿易中獲益良多，我認為利大於弊。”
費瑞安表示，他對過去二十年來中國經濟和軍事實力的相對增長也感到擔憂，但是他認為美國可以而且已經採取行動爭取實現交流和限制之間的平衡，當然還有更多工作要做。他認為，重要要的是美國企業能夠在中國銷售產品，獲得大量市場份額，能夠招募一些想要離開中國的最優秀和最聰明的年輕科學家。從長遠來看，美國從中受益匪淺。
尷尬的人才爭奪
吸引中國人才是美國人工智能界普遍的看法。 《紐約時報》2020年6月10日的一篇報導甚至把來自中國的人才稱為“美國人工智能領域的秘密武器”。美國智庫馬可波羅（MarcoPolo）的研究顯示：全球頂級人工智能研究人員中，有59%在美國工作，其中只有20%源自美國。在美國工作的頂級人工智能研究人員中，有一半以上（53%）源自外國，其中37%源自中國。例如，人工智能界的名人李飛飛曾經是谷歌一個美國國防部人工智能項目的負責人之一，內容是開發能在無人機拍攝的視頻中自動識別車輛、建築物和其他物體的技術。據《紐約時報》2020年6月18日報導，在大約12個人的團隊中，至少有五個人是中國公民。
這項研究還顯示，全球人工智能人才最大的來源是中國，近三分之一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員在中國完成本科教育，其中清華大學遙遙領先。這些人多數（56%）在本科畢業以後到美國繼續學習，在獲得碩士、博士學位以後，88%的中國留學生選擇留在美國，只有10%返回中國。
《紐約時報》2020年6月10日的一個報導說，在2019年全球知名的一個頂級人工智能學術討論會上，有129名在中國獲得本學學位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員提交論文，其中有54%的人在美國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全部留在美國工作。
與此同時，美國近年來也注意到中國盜竊美國知識產權和間諜活動。從2018年，美國開始限製到美國大學一些敏感技術專業學習的中國留學生的簽證。 2020年5月29日，美國總統川普發布第10043號總統公告。
費瑞安說：“我們估計了會有多少人受到第10043號總統公告的影響，我們估計每年有3000到5000名來自中國國防領域七所大學和其他一些被美國政府制裁的大學，比如解放軍國防科技大學之類的學校的中國研究生。”
馬可波羅智庫的報告說：“政府採取一定程度的限制措施很自然。五角大樓通常禁止來自競爭對手國家的公民參與機密項目。中國也有在美國從事工業間諜活動的漫長歷史。”
費瑞安說：“但是還有政策權衡問題，如果想擴大這些限制，就會開始影響或者阻止那些可能沒有從事人工智能研究或可能沒有為中國軍事現代化做出貢獻的人。”
馬可波羅智庫的分析師馬特·希恩（Matt Sheehan）說： “如果美國不再歡迎這些頂尖研究人員，北京會張開雙臂歡迎他們回去。”這也正是美國一些人的擔憂。中國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利用“千人計劃”等方式高薪招募的正是這些在美國獲得知識的高端人才。
最大推動力：美國技術和知識
所謂源自中國的人才多數指的是在中國完成本科教育，到美國大學和研究機構攻讀更高學位的中國留學人員。如果沒有美國的高端知識和技術傳輸，中國的這些“人才”在人工智能方面能夠走多遠？
朱松純從2020年開始任職北京大學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長。他的碩士、博士學位是在美國哈佛大學獲得的，之後他在美國布朗大學、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等機構工作了將近25年。
清華大學人工智能研究院的院長張鈸儘管是清華大學自產的專家，但是他的人工智能研究是1980年至1982年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在美國伊利諾依大學開始的。
2018年6月28日清華大學舉行人工智能研究院的成立儀式，同時舉行該研究院的第一次研討會，是由清華大學人工智能研究院和谷歌AI中國中心聯合舉辦的“清華-谷歌AI學術研討會”，與會者包括曾經擔任斯坦福大學和谷歌人工智能項目負責人的李飛飛等美國專家。
人工智能界流傳著一個真實的故事，非常能說明中國對美國技術和人才的重視。一些年前，美國著名的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曾經在美國國防部資助下研發解析度10億像素的相機。但是美國國防部後來停止資助。研發這項技術的首席研究員大衛·布拉迪（David Brady）有一次甚至為了兩萬五千美元的研究經費到網上籌集資金，結果只籌到1000美元。布拉迪籌資無門，在2016年移居中國，迅速拿到4000萬人民幣的啟動資金，並且隨後又拿到相當於2800萬美元的資金。在中國優厚待遇和雄厚資金的支持下，布拉迪兩年後成功開發出超級相機。中國警方的“天網”工程等監控項目因此大大提升了效力。據說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也安裝了布拉迪研製成功的監控攝像機。
費瑞安認為，中國在人工智能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自己國內的進步和改進。但是他同時也承認，很多中國人工智能公司是由以前在美國工作過的人組建的。
費瑞安說：“或許最著名的例子是吳恩達（Andrew Ng），他曾經是谷歌人工智能研究的負責人，他去了百度。”
吳恩達2011年在谷歌創建了人工智能項目“谷歌大腦”。 2014年他離開谷歌，加入百度，擔任百度首席科學家。他同時負責百度一個人工智能項目，叫做“百度大腦”，就連名字都和他原來的“谷歌大腦”相似。
費瑞安說：“有很多這樣的案例，在我自己對向中國軍方提供人工智能相關係統和設備的公司的調查中，好像的確有許多員工以前曾經在西方公司工作過，所以總的來說許多用於生產人工智能係統的內在知識是在美國產生的，或者可能這些工作人員中的許多人在美國、英國或日本或者其他地方接受過教育，然後最後再回到中國。”
2022年1月31日，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發布由院長王輯思策劃的定期研究簡報，題為《技術領域的中美戰略競爭：分析與展望》，這份報告認為，在信息技術領域，中美技術脫鉤將對中國信息技術產業造成“巨大衝擊”。雖然脫鉤將給兩國都帶來損失，但中國的損失可能更大。不過，這份報告發布不到一個星期就被刪除。
未來的思辨
美國政府制裁這些中國人工智能公司的理由是這些公司向新疆鎮壓維吾爾人的行動提供了設備和技術。但是根據自由之家最新的全球自由指數顯示，在210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的自由指數倒數第14；中國統治下的西藏倒數第一。也就是說，中國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國家之一，中國人權狀況惡劣是常態，對人權的踐踏也絕不僅僅局限於新疆和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如果只是因為那些中國企業參與了新疆的鎮壓而制裁它們，參與中國其他地區踐踏人權行動的企業就不該受到制裁嗎？
美國國防大學國家戰略研究所中國軍事事務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志遠（Joel Wuthnow）指出，人工智能技術在中國有實際的商業應用。他說：“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中共認為這方面的投資是國家實力的來源，如果能發展一家公司，可以在銷售人工智能相關技術方面擁有競爭優勢。所以……我認為商業、執法和軍事應用在某種程度上是相互獨立的。”
但是美國應該如何區分和應對軍民兩用產品和技術呢？
費瑞安說：“美國是世界的磁石，因此我們基本上創建和維持科技公司，並通過能夠營造協作環境並利用世界各地取得的創新和突破的最佳成就，成為全球科技的領導者，然後使它們塑造成總部位於美國的產品、初創公司和公司，最終遵守美國法律，在世界各地推進自由市場原則和民主價值觀。”
雙邊交流和貿易可以最終推動中國走向法治和民主，這種說法已經說了四十多年。正是由於中國和美國等西方國家四十多年的雙邊交往，才造就了中國今天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但是與此同時也造就了美國目前的頭號對手和潛在敵國，其中的利弊究竟如何平衡呢？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今年7月發表的一報告（《中國的人工智能-監控合為一股》）建議設立全球標準和規則，確保人工智能使用符合道德規範。問題是，中國和美國西方的道德規範是一致的嗎？更重要的是，以中國不遵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承諾的先例來看，即使在人工智能領域制定了標準和道德規範，中國會遵守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