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廣電總局、文化和旅遊部日前聯合發布《網絡主播行為規範》以來，已在直播主和業界引發衝擊，並受到輿論熱議。該《規範》詳列31項“不得出現”的違規內容，遭業界形容為猶如祭出“緊箍咒”。觀察人士說，新規訂出明確的責任歸屬和罰則，雖可整頓直播圈多年野蠻生長後的脫序亂象，但在監管紅線收得過緊的前提下，也恐造成中國公共言論空間的劣質化和媒體平台的媚俗化。
國國家廣電總局、文化和旅遊部於6月22日印發的《網絡主播行為規範》共18條，詳列網絡主播之定義、實名制註冊規範、政治輿論取向、監管權責、乃至違規罰則等。
其中，《規範》第14條詳列31項違規行為，讓直播主大呼“紅線收緊到沒有犯錯空間”。
直播主的31條“紅線”
網絡違規行為上至包括顛覆國家政權、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煽動民族仇恨等涉及政治、宗教與文化之“紅線”，以及賭博、暴力、毒品等違法行徑;下至近年頻頻發生的網絡直播亂象。例如，禁播鋪張浪費的“大胃王吃播”、“奢侈品炫富”等影片，亦不准炒作社會熱點和敏感議題，或製造輿論“熱點”。
至於屢遭網絡宣傳濫用的流量數據造假、“彈幕”騷擾廣告、僱用水軍刷禮物、引誘未成年人花錢“打賞”等行為，也被一一禁止。
對此，位於福建廈門的海峽兩岸直播電商產業合作園涉台項目部新媒體運營總監王晨懿認為，《規範》一次性彙整所有紅線，讓人不敢以身試法，即便不少平台的內規早就比新規來得嚴格。
現年33歲的王晨懿也在電商平台擔任帶貨主播，她說，抖音5月將在線唱歌、說笑博取“打賞”之娛樂主播的時段限縮在4小時內，因為他們被貶為一群“不事勞動”者。
王晨懿告訴美國之音:“在抖音上面，它發現你上到4小時之後，它的人數就給你下降，不再放人進來看你了，等於是，它也是扼殺了主播，因為有時候主播他是一個晚上可以做12個小時的。”
王晨懿說，新規還要求，主播服飾妝容不得展現性暗示或性挑逗，就連彰顯個人特色的刺青紋身，都禁止露出，否則就會被平台的人工智能(AI)監測系統逮到，而遭停播處分。她笑稱，有時主播穿白色或偏向肉色的衣物，也會遭系統誤判為裸露而受罰，相當嚴苛。
另一位因議題敏感而不願透露姓名的網紅經紀人則告訴美國之音，直播主的言論尺度尤其受到嚴厲把關，例如有關新冠疫情的敏感詞，如“肺炎”、“疫苗”或“疫情”等字眼都不能提，否則恐遭流量限制、限時隱匿賬號，情節嚴重者，可能直接被封號。他說，最敏感的是政治議題，他服務過的台籍主播就曾因觸及無傷大雅的政治議題，而遭平台檢舉。只不過，這份新規雖然一次劃足所有紅線，但直播主往往是出錯挨罰，才學到教訓。
網絡直播用戶規模龐大佔中國網民近七成
監管力道收緊反映出的是直播行業對市場逐年擴大的影響力。據《中國質量報》引述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中國短視頻用戶已達9.34億，同比增長6080萬人，佔全中國網民總數的90.5%，而網絡直播用戶則有7.03億，較上年增長8652萬，佔整體網民的68.2%。
位於台北的前新浪網及微博台灣負責人鄭偉柏長期涉獵中國影視及網絡產業。就他觀察，網絡直播行業和互聯網、影視產業一樣，都歷經過“野蠻生長”的年代，隨著經濟規模坐大，引來官方介入監管，從博客、微博、微信到抖音，都有過類似的經驗。
鄭偉柏分析，自2016年“中國網絡直播元年”以來，中國直播平台如花椒、虎牙等在全盛期曾逼近500家，但隨著監管趨緊，現已不再百花齊放，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監管力道恐難鬆綁。
鄭偉柏告訴美國之音:“我覺得，習大大(習近平)就是要高度監管，而且就是，一旦犯錯，一定會殺雞儆猴。所以，在他的主政之下，如果又有一個10年，這件事情(監管)不會放開。”
《規範》要求專業主播“持證上崗”
除了違規罰則外，新規也要求主播加強學習專業知識及技能，並規定高專業水平的醫療衛生、財經金融、法律及教育等直播內容，主播應取得相應的職業資質，向平台報備並接受審查。
對此，《信息時報》引述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的看法指出，他支持部分領域主播應“持證上崗”，因為曾有自詡為醫師、律師、教育專家的網絡主播，在平台講述的內容不僅不專業，甚至還違反科學常識。
除了真人主播要管，深度偽造、虛擬主播等數字新科技也納入新規的範疇。
《信息時報》援引近期發布的《2022年中國虛擬人行業市場現況及發展趨勢分析》預測，此一新興市場的規模將於2030年達到人民幣2700億元，其中包括虛擬偶像、主播等“身分型虛擬人”的產值佔比將達三分之二。
對此，《信息時報》引述海漢盛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李旻的看法指出，將虛擬主播與常規主播納入同一範圍，可避免未來出現法律模糊地帶。
“黑名單”封殺直播主禁換號換平台
除了監管範圍鉅細靡遺，《規範》的懲罰力度和責任歸屬也很明確，要求網絡視聽平台和經濟機構履行法定職責，對違規主播強化警示和約束。尤其是性質嚴重且屢教不改的網絡主播，面臨的最重處罰將是封禁賬號、列入“黑名單”或“警示名單”，而且不准更換賬號或平台重起爐灶。
這些懲戒之嚴厲，連日引發網民熱議。部分網民說，他們聯想到因逃稅遭重罰人民幣13.41億元並全網封殺的“中國帶貨女王”薇婭，以及在“六四”敏感前夕，直播有六四象徵意涵的“坦克蛋糕”而遭封殺的“直播一哥”李佳琦。
《規範》出台後，《科技日報》稱，新規“既是緊箍咒，更是導航儀”，給一度野蠻發展的網絡直播業劃出底線。另有評論稱，此舉為網絡“營造清朗空間”。
分析：監管過嚴恐致“公共言論空間劣質化”
不過，部分分析人士擔心，官方過緊的監管恐扼殺公民社會的言論空間。
位於加拿大多倫多的中國問題專家文昭說，中共收緊網絡直播准入門坎的意圖之一，在限制民眾討論公共話題，及透過自媒體傳播攸關公眾利益的信息。例如，涉及防疫政策或疫苗有效性的醫療討論，或是法律和地方治理的問責，其中包括近來震撼全國輿論的“徐州鐵鍊女”或“唐山燒烤店暴力襲女”等事件中，對地方官員處置不力的追究。文昭分析，這些民怨都是中共在“二十大”召開前的敏感時刻所要極力鎮壓的。
他還說，31條紅線負面表列的事項，諸如“宣揚封建迷信文化習俗”等禁令，定義寬鬆模糊，缺乏客觀標準，實務上恐造成執法困難或任意妄為。另外，監管過嚴也恐導致公共言論空間的劣質化和媒體平台的媚俗化。
文昭告訴美國之音:“平台今後會引導內容創作者往美食、娛樂等(發展)，就是造成中國公共言論空間的劣質化，越來越不觸及對大家重要的事情，後果就是更加媚俗，更加走向無底線的商業化。”
相較於文昭的憂心，前新浪網負責人鄭偉柏則相對樂觀。他說，十多年的經驗顯示，中國互聯網變化極快，總能找到新出路生存下去，例如，抖音短視頻風靡海外即為一例。他說，此次官方收緊監管或不至於對直播業造成難以彌補的衝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