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那些過去40年在中國市場投入大量時間、人力和資源的企業來說，美中脫鉤是一個他們不願意看到的現實。
6月22日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發表了一篇名為“美中尚未脫鉤”（The US and China haven’t divorced just yet）的文章，文章指出，如果要說美國前後兩任總統特朗普和拜登有什麼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發出了對來自中國的戰略威脅的警告，並設法讓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部分“脫鉤”，減少美國對中國的依賴。
然而，相較於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對中國採取了一個不那麼對立的姿態。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去年10月宣佈了拜登政府對華貿易政策的戰略細節。她延續了特朗普政府對華徵收的關稅，但強調美國無意激化與中國的貿易緊張局勢。她還提出“重新掛鉤”，“持久共存”的新說法。
“在中國，你不知道你是不是下一個目標”
不過，新冠疫情對供應鏈的持續衝擊導致美國意識到自己對中國產品的強烈依賴；而習近平領導下，中國的工業政策也著重於擺脫依賴外國，實現內循環。在兩國關係日益緊張的今天，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的競爭或將導致世界分裂出兩個不同的市場，跨國企業在地緣政治的大背景下將不得不做出選擇。
“中國不是自動取款機。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是不是要繼續與中國進行貿易，因為目前中國存在非常嚴重的人權問題。這些問題不會消失，這是對中國開放的一部分成本”，加州聖克拉拉大學(University of Santa Clara)商學院教授邁克爾·桑托羅(Michael Santoro)對美國之音說。
“沒有任何一個行業是真正安全的”，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教授邁克爾·威特(Michael Witt)告訴美國之音。
“你不知道你會不會是下一個目標，特別是在中國”，他說。
脫鉤做法 美中各有不同
《哈佛商業評論》2021年的一篇評論文章說，對於美國和中國來說，脫鉤的定義是不同的。
美國脫鉤的方法基本上是限制進口，從而保護美國的就業機會，使得供應鏈變得更有韌性，以及保證美國民用和軍用設施的安全。
“脫鉤對於中國來說是將重點從經濟發展(economic growth) 轉移到經濟控制(economic control)上來”, 文章說，“這包括在重要技術和產品上擺脫對於外國企業的依賴，保護本土公司在國內的主導地位，然後利用這種主導地位提高全球競爭力。”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中國為國內龍頭企業的大量投資，與此同時，在基建和人才培養上也大力投入。中國在過去10年在道路上的花費超過美國和歐洲的綜合。而在人才方面，過去10年，中國的大學畢業生從2000年的100萬一躍到2019年的800萬，其中500萬是理工畢業生，相當於美國、日本、德國、法國、意大利、英國和加拿大理工科畢業生的總和。
特朗普政府時期著重要讓製造業回流美國，對中國商品施加關稅，使得廉價中國產品的優勢開始消失。而隨後新冠疫情對於供應鏈的衝擊，更是讓在疫情伊始連口罩都買不到的美國人和美國政府，認識到了供應鏈完全依賴中國的弊端。
與此同時，中國在習近平治理下的人權紀錄進一步惡化。西方尤其關注中國對新疆少數民族的壓迫以及其中可能出現的強迫勞動問題。就在上週，《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生效，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開始禁止使用強迫勞動的新疆制產品進口到美國。
一些專家認為，美中脫鉤將是大勢所趨，國家安全和人權議題將影響消費者的決定。
“企業會聚焦消費者是否意識到了這些問題。在一些行業，消費者越來越在意國外的勞動條件是否與他們購買的產品有關”，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政治經濟學副教授杰弗里·庫奇克(Jeffrey Kucik)通過電話對美國之音說。
高科技脫鉤勢在必行 其他產業或難斷舍離
《外交政策》文章說，過去幾年，美中的高科技和社交媒體領域出現了明顯的分離，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中國嚴格的審查制度。美國幾個最大的社交媒體公司，包括臉書、谷歌和亞馬遜，都因為北京政府的審查放棄了中國市場。
而由於中國對信息共享的嚴厲限制違反了美國證監會的要求，迫使包括滴滴、阿里巴巴、百度等在內的一系列中國高科技公司面臨從美國退市的風險。
6月15日，來自谷歌、亞馬遜、微軟等100多家企業的首席執行官簽署聯名信，呼籲美國國會儘快通過立法，提升美國對中國的經濟競爭力。
然而其他產業似乎呈現不同景象。《外交政策》的文章說，從農產品到原材料和製造業的零部件，美中的經貿關係依然深厚。今年5月美國農業部數據顯示，本財年對中國的農業出口將達到創紀錄的360億美元，比2020財年的170億美元增加一倍多。
加州聖克拉拉大學商學院教授桑托羅對美國之音說，三個行業的公司要特別審視與中國打交道的成本。
“高科技是一塊，任何可能被用於監控的技術都是值得關注的。第二個領域是與共產黨官員直接接觸，即他們作為合資者或是投資者。第三個就是目前新疆維吾爾的局勢。我認為這三點可能引起人權倡導者的關注”，他說。
桑托羅致力於研究商業道德，並剛剛出版了《中國商業入門：道德、文化與人際關係》(A China Business Primer: Ethics, Culture, and Relationships) 一書。
如何決定要不要中國市場？
與此同時，桑托羅說，中國大量的高科技人才能夠賦予產品不同的用途。
他舉例說，假設一家中國公司購買了一萬台蘋果Mac電腦，在由程序員加工後，這些蘋果電腦的芯片被用於監控。
“這時候，你很難說清蘋果公司在這裡個問題上的責任。如果你的結論是蘋果不應當將這些芯片這些電腦賣給中國，那麼實際上你的結論就是，我們不應當與中國做生意。這不是什麼讓人吃驚的問題了，每家公司都需要認真考慮我們是不是真的想要這個市場，”他說。
亞利桑那大學教授庫奇克說，很多技術本身的多重用途也讓這個問題變得更加複雜。他以人工智能為例，“你能用這種技術來幫助醫學成像，也可以用相同的技術對特定人群進行衛星監控，他們可能因此在世界某個地方遭到迫害。這當中確實有其模棱兩可和令人緊張的地方”，他說。
在這種情況下，高科技公司是否應當同中國合作？歐洲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威特說，重要的問題是美國是否能在合作中受益。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誰獲益更多？如果答案是中國，那麼美國公司和其他盟國公司就不應當繼續與之合作。如果答案是相反的，他們就應當繼續”，威特說，“原則很簡單，最大的問題是如何進行相對準確的事前評估。”
庫奇克認為，這是目前國際貿易法缺失的領域。“國際法在電子商務和信息科技方面的規範滯後嚴重”，他說。
桑托羅補充說，除了國際法，各國政府也需要更加明確在不同領域的國家安全問題，讓企業能夠更加了解與外國，特別是與中國做生意時的“紅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