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聽就是狼又來了。”
聽聞中國廣州星期一（2月11日）緊急立法，授權政府可在“必要時”徵用房屋、場地、交通工具等私人財產抗擊疫情，這個念頭一下子從宋永毅的頭腦中蹦了出來。
宋永毅是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館員、教授，主編過《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作為一位專門研究毛時代歷史的學者，這一切宛如昔日重現。
他對美國之音說，中共建政的前30年，有過四次徵收私人財產的高潮，“每一次拿出來的都是響噹噹的理由”。
以1949年後的第一場政治運動 - 土地改革為例，宋永毅說：“土地改革打著一個要把中國引向工業化的宏偉規劃、道德製高點，而且又偽造了一個數據，說地主、富農佔了全國70-80%的土地，實際上30%都不到。”
在這場運動中，廣東省也是第一波受到衝擊的，因為當地的華僑佔了全國華僑總數的70%。華僑多，意味著財產多。
宋永毅說：“毛澤東對葉劍英和平土改不滿意，就搞暴力土改，用他們的話說就是'村村流血，戶戶冒煙'。冒煙就是鬥爭。結果就把那些華僑的房子也好、土地也好全部沒收了。”
上世紀80年代中共出台政策，承諾歸還被錯誤沒收、徵收的僑房，但是只解決了部分問題，宋永毅在研究中發現，45%的僑眷都沒有得到補償。
隨之而來的是1956年開始的公私合營。這場運動對廣東的打擊也很大，廣州是當時除上海、北京、天津外，中國為數不多的擁有私人工商業的城市。
宋永毅說：“當時也是打了一個很好的牌子，說我們公私合營了，把你的私人財產變成國家所有了，但是我們還給你一點錢的，給所謂的定息。整個過程中間， 人大也立了法，說公私合營是符合法律的。”
事實上，所謂的定息只是一點利息，遠遠低於企業的盈利，也低於銀行當地的定期存款利率。中共承諾將定息分20到30年還清。但是僅僅9年後的1966年，這個原本就不合理的賠償就戛然而止。
“中共中央發了一個文件，從此以後資本家就不准再領定息了，”宋永毅說，“他賴賬了。”
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是共產黨對國民私有財產的又一次大規模掠奪。宋永毅算過一筆賬，“文革”中紅衛兵從民族資本家的家中抄出的黃金等資產大抵相當於1966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25%。
在此之前，中共還有一波徵收私人財產的高潮，那就是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
“人民公社，所謂的'一大二公'，一個是大，一個是公，全部變為公有財產了，”宋永毅說。“土地改革把這些地主、富農都分完了，現在要分普通農民的了，把他們的鍋碗瓢盆全部充公，本來是說你們到食堂吃飯，結果食堂沒有飯吃了，人就餓死啊。”
星期二（2月12日），廣州市人大常委會在官方網站上發出聲明，列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廣東省突發事件應對條例》等法律條文，以此證明新公佈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決定”有充分的法律依據。
流亡美國的前中國維權律師滕彪說，關鍵問題不在於具體的法律條款，而是在實踐中，這很容易造成對公民財產權的嚴重侵犯。
“在中國的這種法治環境下，這種徵用很容易變成侵犯人權。實際上就是政府搶劫民間財產，”他對美國之音說。
滕彪說，當局對什麼情況下可以對哪些東西進行徵用，什麼時候返還，以及有什麼賠償沒有明確規定。即便是有規定，各級政府也完全可以不去遵守。也正因此，強拆民房，強徵土地每天都在中國發生。
宋永毅也說，在戰爭、重大自然災害等特殊情況下，政府並非不能征用私人財產，世界其他國家的“憲法”也有相關條款，但是徵用的一個前提是提供合理賠償，這一點在中共歷次的政治運動中從來沒有發生過。
廣州人大星期二的聲明還印證了此前部分民眾的擔憂，那就是這種以抗疫為名，徵收私人財產的做法可能蔓延到全國。
這份聲明在結尾處寫道：“北京、上海、 深圳、杭州等地人大常委會近期作出的關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決定，都有此規定。”
“二十天沒到，各方頭目就攔路打結了。這土匪氣一百年沒變過，”有網民評論。
“你忘記統治中國大陸的那個集團叫'共產'黨，共你的產當然是理所當然！”另有網民說。
“我倒是有個建議，” 歷史學者宋永毅說，“各級黨委有最多的房子， 先徵用他們啊……中南海也不是不可以徵用的嘛。你習近平搞那麼多房子乾什麼？你要表示與民共苦，你把黨產先拿出來嘛！”
他說，這個禍是執政黨闖出來的，到頭來不該再嫁禍到老百姓頭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