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任教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州立大學河濱分校的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不但中文說得漂亮，中文文章寫得更是深入淺出，典雅流暢，讓眾多中國專業寫手自嘆不如。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林培瑞以現身說法，展示了他所認同和追求的語言學習是怎麼回事。
在很多欣賞和欽佩林培瑞的語言才能的人看來，林培瑞是一個典型的富有批判意識的西方知識分子，對自己，對社會、對美國、對中國都持批評的態度。這種態度也貫穿在他從語言文化的角度對他本人、美國和中國的言說之中。
以下是美國之音採訪林培瑞教授記錄的第一部分。林培瑞所表達的是他的個人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
漢語學得究竟好不好需要多方面看
金哲問：林教授，我想首先問一個比較個人的問題，這就是，我聽到很多很多的中國人誇讚您作為一個外國人，作為一個白人中文說得好，中文寫得漂亮。但我也聽有人說，哎，這只能說明太多的中國人是屬於那種，怎麼說呢，是屬於少見多怪；他們不知道，一個人中文說得好，中文寫得漂亮，跟這個人是白人還是黑人還是黃種人沒有半毛錢的關係。我就想問林教授，對很多中國人真心的誇讚您的中文非常好，您是什麼看法？什麼想法？
林培瑞答：白人，黑人，非黃臉的人能夠把中國話說得標準的人不多，這是真的。我是因為老師訓練我們的四聲標準，我從一開始1963年開始在大學裡頭學中文，就是注意四聲，注意捲舌音等等。
但有時候也覺得慚愧。有中國人說我因為發音那麼標準，說得跟中國人一樣甚至比中國人好。有的人說，哎，林培瑞的發音比我們好。那是因為中國南方人不捲舌呀。或者，有的地方四聲是不一樣呀。所以在這個層面上，一個像我這樣把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學的人注重標準發音是自然的。
但這不等於說很多其他方面（我也很好）。比如說用詞呀，語句流暢自然呀，或者文法的比較微妙的那些方面，我當然不及中國人。我當然還不是個native speaker（漢語母語者）。
當年我在北京發現了這個問題。 1979、80年我第一年到中國去住的時候，要給誰打電話，要是不知道電話號碼，你只好打電話到電話總局去問電話號碼。我在北京問號碼的時候，我用我的標準音去問，某某人的電話多少？對方嗚裡哇啦哇哇哇，回答得那麼快，我都聽不下來。
我於是就只好用不好的（生硬的）中文來問：對不起，我是美國人，某某人的電話多少？這樣問了，人家那邊說得就慢了，89xxx等等等，把電話號碼告訴了我。這說明什麼呢？說明很多人因為我發音標準，以為我的漢語其他方面也一樣流利。這是錯誤的。我的中文比很多中國人當然是落後的。
美國以及西方政府裡還缺乏漢語人才
但是這個話又可以說回來。一個白種人或者黑種人能夠把中文說到像我這樣半好不好的一個水平也是好事情。我常覺得，比如，美國的政府裡頭，白宮的顧問或者國務院的顧問裡頭所謂的中國通們從基辛格以來到現在，沒有一個把中文說得跟我這個標準一樣好。真沒有。最近有個博明（Matthew Pottinger），就是川普在白宮裡頭的（中國問題）專家博明，他的中文不錯。但他是第一個所謂外國中國通能夠把中文說得很像樣的。
那麼，有沒有其他的中國人在（美國）政府裡頭做顧問呢？沒有。一直到最近，也是川普請的、國務院請的那個余茂春。余茂春當然是中文native speaker（母語者）。所以一直到最近，不只是美國、英國，歐洲都是差不多，所謂的中國通實際上不會說中文。這是很可惜的事情，我覺得。
這個也是個客觀事實，我們得承認。那麼你要是問我，我的中文水平是不是對我能夠理解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學、中國文化有沒有用？絕對有用，絕對有用。我雖然不是native speaker，比那些根本不會說中國話的所謂中國通，我還是方便得多。
有人指出說，我從95年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黑名單上，我不能到中國去。那麼，你不能到中國去，是不是你缺乏對中國的認識，是不是影響你的權威度？
當然，我能夠到中國去更好。這一點得擺在前面先說。但是我會中文，會讀中文，會跟中國人說話，這個優點我覺的比人能不能到中國去還重要得多。換句話說，那些在白宮或者國務院做中國通們的人他們能到中國去，可是他們不會說中國話哎。
我寧願是他們呢，還是寧願是我這個人呢？我絕對寧願我是我這個人。也就是說，語言方便的優點比人可以去中國還重要。這是我的看法。
如何看當今中國的語言現象——輿論翻車
問：這些年來，隨著互聯網的興起，中國老百姓的價值觀和中國官方所宣傳、所推銷的價值觀的衝突對立日漸明顯，在中國老百姓當中，輿論翻車，評論翻車的說法也應運而生。所謂的輿論翻車、評論翻車就是指的中國老百姓通過網絡對官方的說法提出的諷刺、挖苦讓官方確認難以對付，實在是難以對付。那麼，自今年以來，您覺著或者您觀察到的輿論翻車、評論翻車的最有趣的現像是什麼？
答：這個話題當然很大，也有很多例子說老百姓在互聯網上諷刺官方話語，這種例子也是很多很多的。 （這種現象牽涉）兩種價值觀。一個從共產黨通過媒體下發來給老百姓的，這是一種。一個是來自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價值觀。這兩種價值觀不一定是對立的，可都並存，都在那兒。而我常常覺得外國觀察者看不到後者，看不到中國老百姓出發的那些價值觀。
說個例子吧，比如說，習近平自己的名稱。有很多官方喜歡用的名稱，如習核心，習大大，這都是官方的說法。習核心是嚴肅的，習大大是友善的（親民的），是想跟老百姓掛鉤（套近乎）的一種說法。但是跟老百姓自己發明的名稱截然不同。
比如，習近平在 “一帶一路”上把中國人的金錢撒到各種國外去，互聯網上就有人發明了 ”大撒幣”，習 “大撒幣”。當然大撒幣跟 “大傻X” 也有點像。這些非常不客氣的外號跟他的官方下來的那些名稱是並存的，都在那兒。
或者說，我最喜歡我最近聽到的一個是把習近平說成是 “總加速師”，跟鄧小平在1980年代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 有點押韻，有點類似。但總加速師的意思是，我統管一切，而且，我把一切推到極端的程度上，是這種加速師。諷刺他的這些網民說法的意思是，他什麼問題都推到極端也不一定是壞事；他可能把中國整個中共一個大計劃推到一個極端，說不定哪年會垮，那麼快點垮的話（更好）。
所以，總加速師這個名稱我覺得很微妙，有不同層面的意思，但是絕對跟官方用的那些各種名稱是不同的。
輿論翻車究竟是中共運氣不好還是別的原因
問：很多的人，尤其是在進入今年，很多觀察中國的觀察家覺得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時候，甚至在今年之前的那幾年，中國官方大力宣揚所謂的北京冬季奧運會，營造萬邦來朝的氣氛，試圖以訴諸民族主義的方式來提升或增強中國民眾對中國共產黨當局的向心力。但是很不幸的是，“鐵鍊女” 的出現打亂了中共當局的這種苦心經營了多少年的、準備已久的宣傳。
那麼，在您看來，這種情況的出現究竟是中國共產黨當局運氣不好，還是現在的中國共產黨當局在宣傳方面是手腕特別拙劣，他們的人才的配備得特別不好？或者是出現了新形勢，中國共產黨在過去的30年40年裡屢試不爽的通過民族主義來增強中國民眾對中共當局的向心力的做法現在已經失靈了，不再有效了？
答：互聯網是個很新的媒體。在共產黨的歷史上，你要是回到40年代在延安，媒體是佈告板，然後50年代是無線電。慢慢地電視出來了。有這一系列。當然還有書籍，有雜誌的出現。所有這些媒體共產黨能夠從上往下控制。因為內容它能控制。老百姓沒有自己的平台，所有的信息的來源是共產黨自己這些媒體。
但互聯網不同的是，它不但是能夠有新的信息下來，而老百姓自己也有自己的平台。他們不但是聽，而且是能夠說。用戶用互聯網來說（自己的話）。所以，從互聯網20年前出現之後，我們越來越能夠看到我剛才提到的那種從下往上出現的價值觀，不只是從上往下的價值觀。
在今年的2月（北京）冬奧會舉行的時候同時出現你剛才提到的鐵鍊女，這個現像是個很不錯的例子。我不願意說從上往下的那些價值觀，什麼民族主義啊，什麼中國的冬奧開得很光榮啊，我們作為中國人都能夠發洩我們的民族主義。任何國家都會有這種反應。這也是自然的，也是真實的價值觀。
我不是說這都是假的價值觀，但它的來源是從共產黨、從上頭來的。從底下那來的那種，比如鐵鍊。鐵鍊女的出現也恰好是你剛才提到的共產黨運氣不好，剛好是在冬奧會的時候出現的故事。而且在網絡上據統計，那評點率比冬奧還要大。
鐵鍊女這麼一個人，這麼一個故事能夠在我們的社會裡頭出現，引了很多很多網上的人的注意，這也很自然。這也不是第一次。以前自從互聯網出現以來有這種醜惡的故事在網上出現的時候，很多人馬上關注而且同情。
頻頻出現的輿論翻車現像看點究竟在哪裡
我覺得值得注意的是，為什麼全國的人都注意這個問題？是不是因為他們那麼多人，幾百萬人都認識鐵鍊女？那當然不是，是不是他們都是江蘇那小地方來的人？或者，會到那兒去接觸了這種情況，直接接觸了？也不是。絕大部分的人是旁觀者。旁觀者為什麼對這個故事那麼感興趣呢？
那就不能不承認，是因為人們在自己的生活裡頭也有過類似的不公正的事情。不一定是那麼招眼、那麼特殊的情況，但是不公正的待遇，社會的不公正的問題，他們很多人也注意到了。所以，一聽到鐵鍊女，他馬上有一種同感——通過那個經驗，我發現我這兒的一些不滿。這種反應很多。
所以，我覺得鐵鍊女的出現跟冬奧出現在同一個時候是個很好的例子，能夠說明我剛才的問題——有的價值觀是黨的價值觀，從上往下；有的是從日常生活來的，是共產黨絕對不歡迎、想壓制的一些故事。鐵鍊女的故事出來的時候，當地的官方做了一些解釋，老百姓不買賬。又解釋了一番，也不買賬。大概是第四次解釋的時候，還是不太買賬。
不相信官方的解釋完全是一種從下往上的價值觀，而且很普遍，很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