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漢學家，加州大學河濱分校特聘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刊文，梳理中共治國歷史，分析習近平賴以統治當代中國社會的“恐懼文化（culture of fear）”。林培瑞對美國之音表示，恐懼、無知和暴力，一直是中國共產黨改變人心、控制思想的主要手段。
美國著名政治與文藝評論雜誌《紐約書評》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發表知名漢學家林培瑞的最新研究成果 – 支配當代中國社會運作的無所不在的“恐懼文化。”
林培瑞在美國之音專訪中說，共產黨在中國的控制系統基於相輔相成的三個法寶– 恐懼，無知和暴力。
林培瑞指出，這裡的恐懼是一種僵化的恐懼（fossilized fear）, 它不是我們日常說的那種尖銳的，劇烈的恐慌，而是一種人們非常習慣的恐懼，它有效地指導行為，讓人們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地避免所恐懼的事情。
與恐懼密切配合的孿生手段是讓人民無知，也就是“控制學校和媒體讓人不知中共在做什麼，從而讓人們沒有足夠的知識來判斷。”林培瑞以華為高管孟晚舟近日被釋放回中國作為例子。
中國主流官媒將孟晚舟的釋放看做中共的勝利。《人民網》9月25日報導，“在黨和人民親切關懷和堅定支持下，孟晚舟在結束被加拿大方面近3年的非法拘押後，順利回到祖國。…這是中國的一次重大國家行動。這是中國人民取得的一個重大勝利。”
林培瑞告訴美國之音，他當時打電話給在中國的好友，他們都受過良好的教育，但是由於信息的高度封鎖，他們並不知道兩位被中國居留的加拿大人同時被釋放。
林培瑞說，“在西方，人們非常清楚地看到這是人質外交——我放了你的人，你就放了我的人。而任何在中國境內的西方商人都可能被拘留成為人質。這是非常重要的事實。。。而正因為大家對交換兩個Michael的加拿大人質一無所知，才會相信這是中共的偉大勝利。”
林培瑞提到的第三個手段則是生成恐懼的暴力。他在《紐約書評》的文章中提到一系列的懲罰制度– 從警察的“訪問”開始，跟你討論如果不說或不做某些事情，你的未來是否會更好；然後進行微妙的威脅，例如，你的孩子可能無法進入喜歡的學校；然後走向嚴酷的結局：24小時的監控、軟禁、牢獄、酷刑、死亡。在整個社會中，對這種懲罰範圍的了解會產生一種普遍的恐懼，從而引發人們的自我審查。
“這三種手段是中國共產黨改變人心、控制思想的主要方式，”林培瑞說。
中國當前的恐懼制度與獎勵結合目的在激勵自我審查
林培瑞在文章中以一批最終覺醒的毛時代知識分子為例，講述極權政治培養的自我審查。
1952年秋天，後來成為著名異見人士的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去北大讀書，儘管當時宿舍樓還沒建好，他和同學不得不在體育館的地板上睡覺和做物理作業，卻依然滿腔熱情的要入黨，在發現自己和黨的追求不能一致時，一度陷入深深的自我懷疑。
50 年代初，後成為中國著名記者、作家的劉賓雁同樣被新社會的想法所吸引，努力踐行，卻突然被政府貼上了“右派”的標籤，他嚇了一跳，第一反應是：“我的天哪！我一定是個右派，沒有意識到，毛主席不會錯。我要好好審視自己，挖掘這個問題，並糾正它”。
1991年，《炎黃春秋》雜誌開始刊登這批老一輩的回憶，詳細描述了中共早年是如何誤導他們的。由於他們的資歷和影響，執政者很難讓他們閉嘴。不過該雜誌在2016 年因管理層被撤換而停刊。
這批早年有自省能力、進行自我審查的知識分子的行為，很快被極端政治環境下的集體糾錯審查代替。林培瑞在文章中特別提到文革期間，人們被要求參加“學習會”表態，他們的觀點被他人仔細審查，是否有與“正確性”背道而馳的跡象；同時如果在別人的演講中發現其缺陷可以獲得一個學分。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所所長曾銳生（Steve Tsang）認為，時至今日，毛時代極權政治下的恐懼制度還在新疆沿用- 居民知道他們正在受到明顯的監視和衡量，走錯任何一步都會招致嚴厲的懲罰。但是，在中國其他地區，恐懼制度變得更加微妙且複雜。
“中國大部分地區的恐懼制度。。。。與獎勵混合在一起，激勵自我審查。人們被教育知道有些紅線是不應該越過的，如果越過，就會有嚴重的後果，但如果不越過紅線，他們就可以期望得到回報，社會信用體係將其製度化。因此，與新疆和毛時代不同，它為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很大的個人自由空間，因為大多數人大多數時候對公開表達政治觀點或採取政治行動不感興趣。”
因此曾銳生認為，我們今天所見的，不是舊的毛極權主義的回歸，而是一種新手法，一種數字或智能極權主義。“一種有選擇地控制人們不僅在公共領域，而且在私人領域的思維和偏好的系統。這不是一種正式的恐懼制度，而是一種在需要的時間和地點，讓不遵守規定的人有理由害怕的製度。”
習近平的恐懼制度不像毛澤東“因為習學不來”
林培瑞告訴美國之音，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和毛時代的恐懼制度形似神不似，或許是因為習近平學不來。
林培瑞說，“習近平想藉用毛澤東的一些方法和策略。。。但他不是毛，他沒有毛聰明，也沒有毛那麼有魅力。今天的社會也不一樣，即使有互聯網、學校的審查，但社會比50，60年代的毛澤東時代更知情、更活潑、更獨立。”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社會學榮譽教授理查德·馬德森(Richard Madsen) 告訴美國之音，習近平面臨的處境是很少人相信或了解這種馬克思主義治國意識形態。所以習近平只好打民族主義牌。
“他想利用民族主義和反美主義，但他也不想因此失控，所以他除了引用馬克思列寧，他也大力宣揚孔孟，推動中國文化五千年的榮耀。”馬德森說。
林培瑞認為最近熱映的《長津湖》就是反映中共頂層設計的民族主義的好例子。美國，日本為代表的西方世界被作為宣傳工具，讓中國人民站在共產黨的一邊抵制外國敵人。
林培瑞說，《長津湖》和孟晚舟的宣傳一樣，在一個層面上是有效的，尤其是對不清楚這些故事其他信息來源的年輕人。
2016年，美版《長津湖之戰》紀錄片上映，記錄了美軍陸戰1師不但突破並重創支援金家的9兵團16萬人的重重包圍，還掩護了默默跟在後面的9萬朝鮮難民成功撤退，逃脫了金家魔爪。
中國的《長津湖》電影則利用了大眾對這段歷史敘事的無知，由微妙的恐懼文化激勵了公眾的自我審查，煽動表達反美主義和民族主義熱情。
對此，林培瑞擔心，習近平大力煽動的反美的民族主義，以及採納的類似於1960 年代後期的毛澤東主張，比如東昇西降，中國是世界的新模式，偉大領袖必然是正確的，各地的中國人都認同新中國等等，可能會引發新時代的另一場文革。林培瑞認為，網絡版的文革“鬥爭會”已經開始出現。
馬德森則認為，中國的年輕一代看問題已經比較複雜了，成千上萬的年輕人依然想來美國學習，喜歡美國的生活方式，儘管他們也對自己的國家感到自豪。而政策制定者只看到一整個國家，他們並不真正關心人民的感受和情緒，因為公眾被視作國家的一部分。
倫敦大學教授曾銳生認為，中國是一個列寧主義的黨國，而不是一個正規的國家，這意味著共產黨有效地掌握了國家和所有人民的所有權。
“也就是說，所謂'國家利益'的核心是黨的利益，而黨的利益最基本的就是保持自己的執政能力。如果你像黨那樣把自己看成是國家，那麼根據定義，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沒有區別。但是，如果你真的像大多數國家的大多數人那樣，把國家利益和執政黨的利益區分開來，那麼一味地把黨的利益放在首位，就等於是為了私人利益而無情地追求權力。”
曾銳生認為，林培瑞的文章點明了“中共創造了一種恐懼文化，這種文化深入到社會結構中，並致力於為私人利益追求權力。”
老百姓埋單嗎？
林培瑞強調，當某種意識形態自上而下傳播，問題就在於它能傳下多遠。“長期以來，中國民眾對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的態度基本上是積極的，很難讓普通民眾相信美國不是你想去的地方。總是有來自福建的小船試圖來到紐約港，中共的高層領導人把他們的財產和二奶不斷送到我所在的南加州。所以實際上，人們對美國的態度與那種自上而下的所謂長津湖大勝利宣傳不同。”
馬德森通過其長期對中國草根階層的研究認為，恐懼文化並沒有完全滲透到人們的意識中，也沒有塑造他們所做的一切，人們總能想方設法來應付它。
他表示，儘管今天的中國使用了強大的線上線下的新監視手段，習近平也更積極主動地要塑造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但人們並沒有完全接受它。他們知道它就在那裡，但他們從平衡家庭生活到工作和政治生活等等都有自己的價值觀。他們以多種方式進行自己的應對——有時用黨的話來反對它，有時他們僅僅在嘴上說說。
馬德森說，林培瑞提到的我們熟知的異議人士，他們直接站出來反對，並付出了代價。而他研究的群體不是這種英雄式的異見人士，他們是小人物，想避開麻煩，卻也不是單純的被動和墨守成規，他們是矛盾的，想方設法應付形勢。
馬德森認為，長此以往，大家習慣活在一種虛構和習慣性撒謊中，嘴上說的不是心裡想的。比如很多共產黨員，入黨申請書或報告書都是網上抄襲的，而不是認真思考的結果。黨也撒謊，它說它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給人民帶來幸福，而這樣做實際上是為了維持權力。
“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每個人都在對其他人撒謊。嚴格來說這不是謊言，因為人們並沒有真正被欺騙，因為每個人都知道分寸在哪裡，他們知道這就是你要做的。”
馬德森認為這就是今天的中國，大眾在恐懼制度下趨利避害，但上層的意識形態並沒有滲透人們的意識，人們用各種方法，在嘴上要怎麼說就怎麼說，但按照自己的方式過自己的生活。
正如在他主編的《追求幸福（Pursuit of Happiness）》一書中概括的，今天的中國不是一個一體化的社會，而是一個發展極度不平衡的社會，但不同版本的美好生活都通過口是心非的口吻團結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