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總統訪華50週年之際，美國出了一本新書，講述在美國開啟了與中國的接觸政策之後，美國的精英們，包括政界、商界和學界的領袖們，是如何受到中國廣大市場的誘惑成了中國共產黨的“說客”的，講述他們幫助壯大中國的同時，是如何損害美國的利益，讓中國最終成了美國的對手。
在這本名叫《美國第二：美國精英們是如何讓中國強大的？》( America Second: How America's Elites Are Making China Stronger )的書中，作者指名道姓地把為尼克松訪華打開前路的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稱做“中國影響的代理人(An agent for Chinese influence)”。被作者點名的還有克林頓政府時期的前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迪斯尼公司前首席執行官羅伯·伊格(Rob Iger)，也包括老布什總統一家。
這本書在美國引起了不小的反響，多家智庫都對此進行了討論。有人認為作者的說法“太有爭議”，因為在美國，很多人真誠地相信加強與中國的聯繫是在“做好事”，是希望通過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來推進中國的民主進程。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曾經說過，與中國接觸，為中國人民創造一個選擇社會體制的機會。
前美國貿易代表查琳·巴爾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曾經是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的美方主要談判代表。巴爾舍夫斯基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就美國當年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決定曾這樣說過：“克林頓總統當時的看法是，貧困的國家相對來說不太穩定。一個貧窮的國度，如果民眾看不到希望，會成為一個不穩定的因素。 在任何情況下，這都應該成為美國的政策，就是幫助一個希望發展的國家，特別是希望遵循國際規則發展的國家。 所以，總統把入世當成一個可以為中國民眾創造機會的途徑。”
但也有人指出，雖然如此，作者在書中舉出的大量實例令其結論很難被辯駁。美國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現在是加州大學河濱分校特聘教授，他曾為當年訪華的美國乒乓球代表團做過翻譯。林培瑞告訴美國之音，他喜歡這本書，因為這本書把美國對華關係中“養虎為患”的問題“說到位了”。他說：“為什麼養虎為患呢？這虎怎麼養起來的呢？這跟美國商界很有關係的。'六四'以後能夠到中國去投資的大公司，把中國便宜的勞動力給剝削下來，做球鞋、做玩具，這是美國大公司，不只是美國的，應該說是跨國的大公司看到的一個好機會。這個問題是跨國公司跟共產黨合作的問題。”
書的作者石宇( Isaac Stone Fish )在中國生活過6年，曾擔任過《時代周刊》駐北京的記者。他在書中揭示了中共所說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概念的真實內涵，他對美國對華接觸政策背後的邏輯也提供了不同的解釋。
美國之音日前專訪了石宇，下面是採訪的內容：
共產黨的宣傳滲透到美國人的談話中
記者: 謝謝你接受我們的採訪。第一個問題，你這本書主要要傳達什麼樣的訊息？是什麼觸動了你寫這樣的一本書？
石宇: 是什麼驅使我寫這樣一本書？我從2006年到2011年一直在北京。我搬回美國的時候，發現一些美國人，美國的精英們，描述中國的時候，不是用獨立的語言，也不是中國人的語言，而是用共產黨的語言。所以我就想，這太奇怪了。為什麼我回到美國，聽美國人講中國，用的是中國人的話，中國式的宣傳概念。所以，我開始研究中國的影響究竟是如何進入美國的。當我在中國，我和大家聊起來，大家說，這是“東風壓倒西風”，但是後來我發現不是“東風”，也不是中國的影響，而是共產黨的影響。我在這裡想明確的一點是，我寫書的時候，我做事的時候，我不是“反華”，我是“反黨”(反共，編者註)。“反華”和“反黨'是兩碼事，必須隔離這兩個概念。
記者: 你在美國都聽到了什麼？大家都怎麼說？
石宇：比如，大家經常說，中國有5000年的歷史。這倒不是說中國沒有5000年曆史，而是中國共產黨用這樣的說法暗示，他們才是中國歷史的合法繼承人。中國有那麼多悠久的歷史，中國共產黨是那段歷史的巔峰。敘利亞也有5000年曆史，埃及也有5000年曆史，我們卻不這麼看他們。我們沒有看到這些歷史文明達到頂峰，因為它們沒有共產黨宣揚這些東西。
另一個常見的說法是“中國使數億人擺脫了貧困”。好吧，共產黨還讓數以億計的人陷入貧困呢。中國人從79年到80年代初，真的是80年代末期脫貧。那句話暗示著，共產黨是人們擺脫貧困的原因。實際上，中國人在80年代、90年代和今天非常努力地使自己擺脫了貧困，不是黨，不是因為黨。
記者：那你書的主旨是什麼？
石宇：主要信息是中國共產黨將很多負面的東西傳到了中國。我們可以反擊，不是用“麥卡錫主義”，也不是用種族主義的方式。
基辛格是中國影響力的代言人？
記者: 在你的推特中，你說，我認為亨利·基辛格是中國影響力的代言人，是最應該為目前美中關係的問題負責的人。為什麼這麼多人中，你單獨指出了基辛格？
石宇：為什麼說他是應該為美中之間的問題負責的那個人？是因為自1972年以來，尤其是自1982年基辛格創辦基辛格協會以來，他是那個不斷倡導與中國建立更密切的關係的最重要的美國人。他這樣做並不是因為他認為這符合美國的利益，他這樣做是因為他認為這符合中國、基辛格協會以及基辛格自己的利益。
我認為，我有必要解釋一下友誼的概念。毛澤東說起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時候，稱呼他為“斯諾朋友”，而不是“斯諾先生”，“斯諾記者”。“友誼”是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友誼是共產黨的另一個術語，類似'讓數億人擺脫貧困'的概念。它是中宣部的一個概念，他的意思是說，你是中國的朋友，你是共產黨的朋友，你是幫共產黨擴展它的影響。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術語，很長時間，大家用的也隨便。他們說，'太棒了。你是中國的朋友'。'你是中國人民的朋友'，那麼，這意味著你在宣傳共產黨的政策。基辛格是中國共產黨有史以來擁有的最重要的朋友。有好幾個人也寫到了這一點，大家這樣描述的時候，其實意味著你與共產黨步調一致。我想，朋友的意思在這裡是，按有的人的說法，就是中共的走狗。人們在使用這個詞的時候，其實就不是我們通常所理解的意思。基辛格多年來所做的是影響了美國人看待中國的方式。但這不是對真正的中國，而是共產黨想要在國際上塑造的形象。
記者： 可以給我們舉個例子說說基辛格是如何影響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的？
石宇：1990年代中期，紐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美國國會眾議院共和黨籍前議長，編者註)主張讓台灣進一步獨立，讓台灣恢復其聯合國席位。他和基辛格談過這件事，但是基辛格說，不，這不是我們做事的方式。他利用自己的威嚴、影響力和魅力說服了金里奇，讓他相信這是一個糟糕的方法。在美國的政策中，甚至在其他國家的政策中，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基本上可以說，從1982年起，他用了很多手段推進與中國的'友好'關係，以美國的利益為代價。
記者：談到基辛格，我就想到了尼克松總統。50年前尼克松總統訪華，這個月是他訪華的周年，如果基辛格是“中國影響力的代理人”，那麼尼克鬆呢？與中國接觸可是他提出來的。那是一個錯誤嗎？
石宇：我覺得不是錯誤。我實際上非常支持尼克松所做的事情，我認為尼克松是對的。基辛格錯了。我對他那次訪華之旅本身關注太多了，而對後來發生的事情卻很少關注。就像我們所知道的，尼克鬆在醜聞中離職，但他沒有參與諮詢業務，也沒有成為商人。他指責杰拉爾德·福特(Gerald Ford， 接任尼克鬆的美國第38任總統)在離任後加入了這麼多董事會，出賣了美國總統的職位。
尼克鬆與中國保持著關係，但他這樣做是作為一位資深政治家，而不是作為一個商人。當尼克松去中國時，他會和政策助手一起訪問。當基辛格去中國時，他會和其他作為他的客戶的商界人士一起拜訪。他(基辛格)與當時的美國國際集團(AIG)總裁莫里斯·格林伯格(Maurice Greenberg)一起去了幾次，並幫助他在中國拓展業務。尼克松會去談論政策，尼克鬆在“天安門事件”之後對中共的批評遠比基辛格更嚴厲。我覺得這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美國政界、商界和學界如何影響了美國人看待中國的方式
記者：除了基辛格外，你還提到了很多政界和商界的領導人， 很多人說，你的書非常“具有挑釁性”。在你看來，他們是如何讓中國強大，損害美國利益的？
石宇： 他們壓制了對中國的批評，放大了對中國的讚美，從而形成了我們現在的這個體系。你知道直到最近，強烈批評中國對美國的商業領袖以及一些前政客來說都是禁忌。“我怎麼能說中國的壞話？”“這些都是我的個人意見”。“這是我對這個國家的看法”。好長時間以來，我們都有一個概念，那就是，我們不能說這些負面的東西，因為它可能會得罪共產黨。這可能會冒犯中國人。這可能會讓我們在中國的生意難做。正是這些非常限制性的框架阻止了我們就應該如何與中國打交道進行真正健康的辯論。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關於美國應該如何與中國合作，我們有過各種不同的認知框架。在70年代和80年代，是“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現在中國是蘇聯的敵人了，所以我們應該與中國合作，以反擊蘇聯”；在“天安門廣場大屠殺”和蘇聯解體之後，這也不行了，因為中國在全世界的觀眾面前屠殺學生。所以我們需要一個新的理由。好吧，“如果我們與中國做生意，他們會進一步放開”。因此，我們將經濟擴展到他們的國家，對他們和我們都有好處。我們當時就是用這個理由，直到2000年代中期，當中國開始在國際上變得更強大並開始反擊美國的利益時，我們又說，好，“我們可以塑造中國，我們可以讓他們成為美國控制的全球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現在，我們需要找到下一個敘事方式。以前的敘事方式都行不通了，特別是在21世紀。現在，在美中真的有可能站在戰爭的對立面的時候，我們卻沒有展開足夠的全國性辯論。美國未來應該怎麼走？這是不是正確的方式？我們如何討論這個問題，而不受到試圖在中國擴大業務和影響力的商界的影響？
記者：所以，這也是美國學界和好萊塢的問題。你書中有兩到三章是談中國在美國學界和好萊塢的影響力的， 這又是如何侵害了美國的國家利益的？為什麼你要把這兩個領域單獨提出來？
石宇：把好萊塢單獨提出來講是因為它可能是美國商業部門中最親北京的一個，而且它又是宣傳的重要載體。我在這裡用宣傳在這裡意思比較寬泛。它用它的政治影響力在影響好萊塢所做的很多事情。好萊塢特別怕得罪中共，不管他們喜不喜歡，他們經常宣揚中共的利益。
真正影響我的是我在2017年在重慶看《戰狼2》(這部電影)。在電影的一開始，男主人公是在和一個貪婪的開發商在打鬥。這是一部非常愛國的電影，在裡面有中國的敵人(中國人可以是懷人，編者註)在好萊塢的電影裡，連一個中國的敵人也沒有(不能有中國人是壞人的情節，編者註)。我當時非常、非常的震驚，在這樣一部愛國的宣傳片中，中國人可以是壞人，而美國卻沒法這樣做。
對於大學來說，大學對中國更加開放，更加坦率，比好萊塢也更加真實。這是美國非常重要的部門，是知識生成的地方。我認為，研究中國領域的人對某些事情的謹慎方式有損對開放知識的追求。你必須能夠提出很多的想法。有的人說，我不談政治，但是，你必須談。你談中國的時候，不可能不高度關注政治，你知道，或者你不能忽視這些事情。我發現這不利於學術自由的觀念。
記者： 但是，在美國，有很多的政界和商界領導人，他們在試圖與中國加深聯繫的時候，他們是真正地相信自己是在做一件正確的事情， 你怎麼看？
石宇： 我是對像基辛格這樣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這樣做的人不以為然。確實有很多聰明的人與我看法不同，我認為這很好。我不同意他們的觀點，但我為他們的批判性思維鼓掌。美國智庫中有很多人，很多美國記者和很多學者可能不同意我的結論。他們會說，你知道，中共不是敵人，我們誤解了中國。我覺得這是進行健康辯論的一部分。我擔心的是人們出於經濟原因，出於恐懼，出於自我審查這麼做。
擔心對華裔美國人的影響？
記者：你也提到美國公眾有了覺醒，對北京的朋友的做法也有意識了。這會阻止這種做法嗎？
石宇： 但願如此。這對我來說也是很難的。我希望他們越來越意識到中國共產黨在做什麼，但我也擔心越來越多的反華情緒和針對中國人的暴力行為。我希望我們關注的是中國共產黨，必須將兩者分開。不過，總體說來，這是一個好的趨勢。我很高興看到女子網球協會為支持彭帥所做的一切。我很高興看到一些政界人士在討論中國。我確實覺得這變得越來越現實，但這其中有一條線必須謹慎。
記者：所以你書的最後一章是關於中國人和華裔美國人的？你擔心你的書會引起公眾的恐慌和排外情緒？
石宇： 我希望不是。我的確很擔心。這就是我這樣結束這本書的原因。美國有著如此可怕的反亞裔的歷史，你知道，我們稱之為“黃禍”。這個，這種非常東方主義的想法。你知道，大批東方人湧來，要佔領我們什麼的。我真的很擔心鼓勵這些想法。我強烈譴責他們。
我也擔心我們的“紅色恐慌”和“麥卡錫主義”以及根除共產主義者的歷史。我認為，當我們允許不同的觀點存在時，我們的體系才是強大的。我認為需要將出於商業原因，出於一些非法原因這樣做的人和持有這些觀點(對中共持批評態度)的人分開。我也覺得有這麼多華裔美國人和亞裔美國人自然而然地對中共持批評的態度，但是，當他們看到有人詆毀中國人或華裔美國人時，你知道，這反而會激起他們對中國的同情心。所以，我覺得既有強烈的道德原因，也有戰略原因。這確實是一個需要面對的重要問題。
記者：最後一個問題，但並非不重要。你的書名從什麼地方來的？
石宇：我開玩笑的時候說，可以把它翻譯成“美國很二”。題目來自與特朗普所說的美國第一，特別不恰當的民族主義觀念，我們需要擯棄這些。
它的另外一層意思是，與俄羅斯不同，俄羅斯正在製造混亂，為了混亂而混亂，中國的全球影響力與其說是削弱其他國家，不如說是加強中國。我確實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區別。北京希望中國回到世界的中心，使其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中國的很多宣傳都在暗示中國的和平崛起，中國是一個非常和平的國家，對中國(崛起)的抵禦是徒勞的，中國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我對這兩個想法都進行了回擊。
我也希望我的書起到預警的作用。如果我們持續忽略這些事情，如果我們按原來的方式做事，美國就不會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這也許是不可避免的，也許這沒什麼關係，也許這更好，讓我們對此進行辯論。如果這不是應該發生的事情，我們該怎麼辦？我們如何應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