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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林培瑞(3):談中共當局的言論控制


2001年3月21日,林培瑞教授在香港外國記者俱樂部講話,談他同別人合著的新書《天安門文件》。
2001年3月21日,林培瑞教授在香港外國記者俱樂部講話,談他同別人合著的新書《天安門文件》。

隨著中國經濟規模和軍事力量的不斷增長,中國在舞台上的重要性也日漸增加,因為中國無論是向好的方向還是向壞的方向發展都會給全世界以及周邊地區帶來重大的甚至是巨大的良好或惡劣影響。作為中國語言和歷史的研究者,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河濱分校特聘講座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在他的研究領域有他的獨到觀察和發現。

專訪林培瑞(3):談中共當局的言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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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培瑞多年來不僅研究由已故的中國作家寫出的文字,而且也觀察和研究仍在世的中國作家、知識分子和社會大眾的學術表達和日常話語。作為文學研究者,他也總是試圖用生動活潑的文學表現方式來展示他的學術發現。

精細的學術觀察和精緻的文學表達結合,使林培瑞在20年前討論中國共產黨當局對社會大眾和學者的是想控制的手法是提出了一個令眾多學者至今讚歎不已的比喻—— “枝形吊燈上的大蟒蛇”。林培瑞顯然為當年想出這個比喻而感到驕傲。

由這個比喻出發,林培瑞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也談到了中共在過去20年裡層層加碼的思想控制也在來自中國的留學生身上顯示出來,其主要表現是到了美國也是害怕越過思想和言論的雷池,缺乏獨立思想,缺乏探索精神。

以下是美國之音採訪林培瑞教授記錄的第三部分。林培瑞所表達的是他的個人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

“枝形吊燈上的大蟒蛇” 的由來

金哲問:在20年前,也就是在2002年,您在《紐約書評》雜誌上發表文章,用 “枝形吊燈上的大蟒蛇” 來形容中國共產黨當局以一種無言的威懾來脅迫中國人進行自我審查,不要說出讓中共當局感到惱怒、感到憤怒的話。自那時以來, “枝形吊燈上的大蟒蛇” 這種說法在國際間不脛而走。

20年過後,現在大家回頭看會說,哇,在2002年中國的表達自由范圍還是相當大的,中國人的表達自由還是相當多的。到了今天,您覺著您當年那個 “枝形吊燈上的大蟒蛇” 的比喻在多大程度上還合適?假如不合適,您現在是否能想出一個更合適的比喻來取而代之?

林培瑞答:哈,(能不能找到一個更合適的)不一定耶。我記得20年前,我想寫一篇關於自我審查的問題文章。這也不只是中國人(的問題),我覺得外國人也受到這種影響。因為有一種模糊的害怕,也不知道界限在哪兒,所以我因為害怕,我自己設定自己的界限。後來,我就想到了這麼個比喻——要是個吊燈裡有一條大蟒蛇不動,可是一直在那裡,不用語言的威脅,就讓你自己明白要自己審查自己。我於是就想到了這個比喻。

你說 “不脛而走” 是真的。我寫的任何文章裡頭大概沒有比這個走得更遠的一個比喻。我覺得這也有點風趣。因為這大蟒蛇呀。

英文裡頭,我們要說一種說法或一種比喻能夠不脛而走,我們就說:it has legs,它有腿能跑。所以,我這個比喻有腿has legs也是真的。但是,有諷刺意義的是,因為是大蟒蛇。它是沒有腿腳的,我們要畫蛇添足,給它加上腿腳,legs。

現在很多人問我是不是覺得這個比喻現在還能管用?我覺得還能用。

“枝形吊燈上的大蟒蛇” 比喻仍好用

很多人包括外國人不知道共產黨具體的(言論管制)界限在哪兒,具體的威脅是什麼,可是怕。心裡怕就變成一種自我審查的工具。但我覺得你的問題比這個還要深刻,因為習近平最近幾年來加了一些直接控制你的思想的措施。到處有攝像機在街上,包括官方的宣傳不是寫得很模糊讓你怕,讓你自我審查,有時候是非常直接地要你就得這麼想,就是我進你的腦子,直接控制你。

這個跟大蟒蛇在吊燈裡頭的作用有一點不同。因為吊燈大蟒蛇的作用還是尊重你自己的腦子的獨立,讓你自己腦子自己決定界限在哪兒,自己決定敢到哪兒去。習近平的這種直接的更像是喬治·奧威爾式的我要直接到你腦子裡頭控制,比這個蟒蛇還要直接地控制你。

舉例子不一定很容易。我自己腦子裡頭的例子是跟我在加州這兒教中國過來的學生的經驗。 20年前,中國來的學生有時候對外國很好奇,很想學,有一種開拓者的心理。現在中國過來的學生都是有一種 “我已經知道怎麼想,我只是鍍金來的,我已經知道所有的答案” 的心態。

你讓這種學生獨立思考,用自己的腦子去打聽問題,去探索是極其困難的事情。最近這個學期,春天的學季,我在加州大學開了四年級的學生的一個研討會,應該是他們四年級的時候的結尾練習,讓他們自己研究一個問題,自己獨立思考,獨立探索一個問題。

資料照:林培瑞(左二)與方勵之(右一)等人合影。左起:蘇曉康、林培瑞、李淑嫻、李曉蓉在奧斯陸
資料照:林培瑞(左二)與方勵之(右一)等人合影。左起:蘇曉康、林培瑞、李淑嫻、李曉蓉在奧斯陸

來自中國的學生的思想局限

班上有7個人,裡頭有4個是中國大陸來的。哎呀,非常困難,讓他們自己想一個他本來不知道答案、應該真的不知道,就去打聽、去做研究的一個問題,然後一步一步找資料,然後找方法,然後推測,一步一步來到最後把結果寫出來,結果是個新的發現,他本來不知道。

這整個過程他不理解,很難讓他理解。他對研究的概念是從正確的答案開始。從正確的答案開始,然後找資料,寫文章,都是為了證明你已經想好了、決定好了的答案是正確的。你是證明工作,你不是研究,你不是打聽(探索)。

當然,我不能說這樣的學生是我唯一的例子。可是,這是比較明顯的一個例子,說明學生的腦子已經被控制了,他已經知道正確的答案是什麼了,很難讓他去獨立思考了。

所以,我覺得習近平時代的控制輿論、控制人家的腦子和想法,這方法跟那個吊燈裡的大蟒蛇有點不同。大蟒蛇還是尊重你有腦子,讓你自我審查。現在是我直接進到你的腦子裡頭,把正確的答案告訴你。

所以,要是不說是一個吊燈裡的大蟒蛇,還能說個什麼呢?說是個血液裡頭的迷幻藥物?或許這種比喻也許更好吧。我覺得這相當令人擔心。

來自中國的學生的情況變化

問:那我想追問林教授一下,您剛才說的據我理解就是說在過去的20年裡,您發現來自中國的學生就學習能力而言,就學習態度而言呈現明顯的下降的趨勢,您是這個意思嗎?

答:比較明顯,對。我不敢說一切學生都是這樣。有的中國大陸來的學生能夠發現自己獨立思考,他們是能夠做到的,也做得不錯。他們本來腦子沒缺陷,腦子是好的。只是他們學習的經驗方式是不同的,是從正確的答案開始,而不是從一個問問題的態度開始。這一個變化比較明顯。

還有個比較明顯的不一樣是,10年20年前的中國來的學生在班上討論時願意討論把自己的看法說出來。現在很難討論。尤其是我們研究文學的時候,常常碰到一些共產黨認為是所謂敏感問題。

比如讀張賢亮描寫1950年代在這勞改營裡頭工作小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這種小說10年20年前大陸來的學生感興趣,再討論他怎麼寫的,他為什麼寫,他描寫心理是怎麼描寫。

現在他們不說話。班上很難讓他說話。有時候到個別的我辦公室裡頭來一對一地說。我記得前幾年有一個學生是個黨員的家裡來的。他父母都是共產黨,也都是當官的。這個年輕人的腦子也不壞,他在班上說的話都是有道理的,只要不是敏感問題。但有一次他到我辦公室裡頭來,他說:林老師,在六四的時候,到底是學生殺士兵還是士兵殺學生?

他很認真地問我這個問題,認真的問題。這麼簡單的問題,他不知道。這是值得注意的。

第二個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會在班上問這個問題,絕對不會。他只有到我辦公室裡頭來才敢問這個問題。不在班上問是因為其他中國來的學生都在那兒,那些學生他不一定很熟。那些同學會不會聽到他說不正確的話,然後打小報告到領館或者什麼,他不知道。我不是說有這種學生在我班上。有沒有我不知道。問題是,這個學生自己也不知道。不知道,他就不要冒險,不要在班上說任何話。

所以,碰到任何稍微敏感的問題,在班上中國大陸來的學生就閉口什麼話都不說。這個也是跟10年20年前不一樣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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