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7月底召開為下半年經濟佈局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前，在與科技和製造業企業家“談談心”，“鼓鼓勁”時，先期傳遞了“雙循環”的經濟發展策略。他說，“在當前保護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市場萎縮的外部環境下”要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
這個策略重點是發掘內需潛力，逐漸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那之前，當局曾在4月份的政治局會議上傳遞了將發展策略向內轉的信息，並提及外部愈來愈有敵意的環境。
“內循環“ = “自力更生”= “閉關鎖國“？
習近平對企業家說，要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路透社一篇報導援引未具名政府官員的話說，是“確認內循環為主，相當於‘自力更生’ ”。
“自力更生”是毛時代閉關鎖國時代的用語，以此描述中共疫後經濟政策，會令人產生中國重回閉關鎖國狀態的疑慮。不過習近平對企業家們說，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而是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習近平選擇“談談心”的主要是科技和製造業有代表型的企業，包括微軟和松下電器等外資企業。這一方面是和他其間所說的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大力推動科技創新相關，同時也有意消除有關“閉關鎖國”的憂慮。
習近平：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在那之前不久，新華社在7月中旬的一則消息中說，習近平在給“全球首席執行官委員會”的回信中表示要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為中外企業投資發展提供更完善的投資環境，並表示外國企業“堅守紮根中國發展是正確的選擇。”
新華社消息未透露它所說的這個有39家跨國企業中，有哪18家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聯名給習近平寫了信。但是該消息稱，那些首席執行官讚賞“中國在習近平主席堅強領導下，迅速控制住疫情蔓延並率先復工復產，為支持全球抗疫和維護世界經濟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並稱習近平關於“在危機中育新機，於變局中開新局”的“重要論斷”“堅定了他們對中國的信心和繼續紮根中國、服務中國的承諾。”
習近平的這些動作或是為了消除外界對“內循環”的疑慮。他所強調推動的技術創新，也需要有西方公司的支持。
中國已經在試圖對其經濟進行再平衡，從依靠出口帶動增長轉向由內需推動。中國進出口在GDP中所佔比例已經從2006年時的64%降到2019年的32%。
轉型：內需瓶頸和民族品牌
但是，中國雖然提前走出疫情，並通過政策支持推動經濟復甦，但消費瓶頸則威脅到復甦的可持續性。
習近平不久前在吉林考察時，提出要把民族汽車品牌搞上去，接著又向世界宣布北斗三號全球衛星導航系統正式開通。這些都表現出中國希望擺脫對外國技術的依賴。
技術對中國的發展至關重要，尤其是關鍵的核心技術。中國的產業計劃“中國製造2025”就是為在一些新技術領域領先全球而制定的。
美國智庫蘭德公司在最近發布的一個題為《中國大戰略—— 趨勢、軌跡和長期競爭》（China's Grand Strategy - Trends, Trajectories, and Long-Term Competition）的報告中，稱中國正處於其外交和經濟再平衡，以及科技部門重組持續不斷、雄心勃勃努力的陣痛期。
蘭德報告：中國外交和經濟的進展和制約
這份報告認為，過去數十年裡，中國已經遠離孤立主義外交政策、中央計劃經濟，以及毛時代的反智主義，在與世界建立外交關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經濟，以及建立規模上適合中國的學術和國家運營的科技園區等方面取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進步。
這份針對中國的戰略性分析報告指出，今後中國已經不再是要在那些領域跟世界接軌，而是要學會在外交、經濟和技術方面如何領導。報告認為，在外交方面，中國在努力改善其相對於美國、其他強國、鄰國和發展中國家的地緣戰略地位。雖然中國有時候能夠令人驚訝地同時應付多個外交問題，但壓力顯而易見。
蘭德公司的報告提到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動盪時表現出脆弱性，而其覆蓋範圍廣泛的科技目標會面臨全球範圍的激烈競爭，其政治和組織文化則在為改善知識產權保護和培育真正的知識自由氛圍等創新推動因素設置障礙。
施道安：北京的敏感神經和對美深刻疑慮
報告發布新聞稿中，領銜作者，蘭德公司的亞太專家施道安（Andrew Scobell）認為，北京對內部安全的高度關注，以及對美國對華意圖的深深懷疑會挫敗華盛頓改善雙邊關係，鼓勵更加自由的國內政策的努力。他說，北京在應對此次疫情時的不公開做法加劇了它和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間的緊張關係，也對它和主要貿易夥伴間的經濟脫鉤起到推動的作用。
外界批評北京在疫情初期習慣性地對信息控制，失去了有效阻止疫情傳播的幾天關鍵時間。疫情發展到全球大流行，北京對外界關於病毒起源的談論極為敏感，其外交“戰狼化”加深了外界對中國的反感。急於甩鍋和美方打起“口水戰”，激化了美中間的緊張關係。
北京近代史學者章立凡談到中共在外交上從執行了33年的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到近年來外交逐漸“戰狼化”，導致當前中國外部環境惡化的嚴重後果。
章立凡說：“外部環境本來很友好，就是說大家對中國的態度都比較友好，然後這8年時間就變成了現在這樣，在國際上完全孤立。這個不能不說是這種'戰狼外交'的一個嚴重後果。”
章立凡：中共疫後一手好牌打到爛
這位歷史學者說，當局接著又在香港問題上，導致與英國和歐盟國家也失去了相互信任。他說：“現在就是打腫臉充胖子，本來一手好牌打到爛，但是，還應說是取得了勝利。”
中共當局在疫情、香港和新疆問題上的做法，在一些觀察人士開來是虛擲了一個大好歷史機遇。對於曾多番在全球多邊場合流露出領袖意願的中共領導人，未能在這次疫情中發揮一個世界領袖和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應該起到的作用，反而急於維護和修補領導者的名聲。全球抗疫之時，中共在香港和新疆等其所謂內部問題上做出明確站在西方自由和人權價值觀念的對立面。
美國繼而在更大範圍對中共發起挑戰，在經歷兩年以關稅戰為形式的貿易爭端隨著兩國年初簽署第一階段經貿協議而暫時休兵，美國加大了對華技術出口和中國投資的監管力度。北京在香港和新疆問題上的做法激怒了美國政界，相關議案在國會受到兩黨議員的支持。而特朗普政府對在美上市卻不願接受會計審核調查的中概股發出摘牌警告，或在貿易戰火未熄時，又另闢金融戰場。
這些對於面對疫後可持續復甦壓力的中共而言，將會有更多的壓力。
施道安：疫情加快中國與貿易夥伴脫鉤
蘭德公司政治學者施道安所代表的意見認為新冠病毒全球疫情將加快中國和其主要貿易夥伴國間的脫鉤。但在一些經濟學者看來，美中的脫鉤更為明顯地表現在科技方面。
經濟研究機構IHS Markit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拉吉夫·比斯瓦斯（Rajiv Biswas）對美國之音說，雖然近幾個月美中經濟和政治關係惡化，雙邊貿易量仍然維持在很高水平，在雙邊貿易方面沒有明顯的脫鉤跡象。但是，比斯瓦斯說：“在技術相關的貿易和投資方面則有更明顯的裂痕，美方已經宣布的限制令對中國幾家主要技術公司影響巨大。”
華盛頓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貿易專家加里·哈夫鮑爾(Gary Hufbaur)也認為，美中脫鉤步調緩慢，但並不表示特朗普會完全放棄與中國脫鉤。他說：“在技術方面，脫鉤顯然在繼續，這方面是沒有疑問的。”
美國掌握著中方技術命門
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中國研究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對彭博新聞說，中國當局的急迫感越來越強，因為美國不僅抓住了命門，而且表明他們打算施加壓力，就像華為和中興的境況。
白明所說的“命門”就是中國在技術上的薄弱環節。特別是半導體芯片設計和製造方面，中國的公司仍然嚴重依賴美國芯片製造商。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將會對華為和中興等技術公司形成巨大的壓力。而中國此時加強對技術研發的投入是遠水解不了近渴。
彭博社的報導援引專家的判斷，認為中國要在芯片製造方面趕上美國，特別是在特朗普政府收緊供應的情況下，需要超過十年的時間。北京計劃在2025年實現芯片70%自給，被廣泛視為不現實的目標。據總部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半導體市場研究公司IC Insights的分析，中國芯片目前自給能力僅有16%。
新發展策略有意忽略一帶一路？
上週四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習近平的重要“外向”政策“一帶一路”未被提及。野村證券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陸挺在周五發出的分析郵件中談到會議忽略“一帶一路”，稱是“明顯偏離此前的國家戰略。”他認為，其中原因或與範圍更廣的美中衝突有關。不過，陸挺認為，回撤對於中國而言是有意義的，因為它需要調整在全球舞台上的作用。
當局尚未就“雙循環”政策細節做出說明。但預料它將成為今年10月中共開始進行“十四五”規劃的政策基礎。
在路透社的一篇中文報導匯集了部分中國金融機構及外資金融機構在華分支的高級經濟分析師對北京當局新的經濟發展模式的看法。有經濟學家在一個論壇上稱政府“內循環”政策真諦是“開放”，通過釋放國內的經濟和消費市場的潛力，結合保護知識產權、改善營商環境、減少准入限制，吸引跨國企業把產業鏈、工廠、店面繼續留在中國，享受他們在地的消費市場潛力。
也有經濟學家認為“雙循環的互動基礎仍是改革開放，通過制度創新推動關鍵領域改革”云云。
習近平近日與中外企業高管的談話，以及官媒報導所說的他給跨國企業首席執行官聯名致信的回复，意在消除新的經濟發展策略帶來的疑慮。例如相當多看法是當局轉向內循環是要回到“自力更生”的閉關鎖國的老路上。
有關脫鉤的說法也在這期間受到渲染，易令外界產生中國意圖回到孤立主義時代的看法。
金融領域未見脫鉤但漸融合
儘管在技術領域，美國掌握著中國技術的最薄弱環節，並表現出施壓的意向。但在另一方面關於金融領域可能另闢戰場的預測看起來與現實有偏差。
華盛頓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中國經濟問題專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在該智庫網站上登載的一篇分析中寫道，雖然特朗普政府近期威脅要對未能符合美國會計規定的中概股從美國股市中摘牌，特朗普也在6月中旬的一條推文中稱“和中國完全脫鉤”是美國的一個政策選項。
但拉迪認為，中國實際上更進一步地融合到全球金融市場，美國的金融機構也積極參與了這一進程。他認為，這一趨勢使得美中在金融界的脫鉤的可能性持續降低。
他這一論斷的一個例證是美國和其他中國境外的金融機構在中國的作用顯著增長，中國監管機構在2019到2020年放鬆了長期以來對外資企業在華經營在所有權方面的限制。此前，外國金融機構大多是通過在合資企業中擁有較少股份進入中國市場。
規模高達47萬億美元的中國金融服務業市場對美國的銀行也具有強大的吸引力。政策放鬆後，在華經營的一些主要金融機構都採取行動，通過增持成為合資企業控股方。例如高盛和摩根士丹利都增持了在華合資公司的股份，以51%成為控股方。而摩根大通成為首家在華全資經營的外國期貨公司。
此外，拉迪還指出，中國近一步融入全球金融市場的另一個例證，即流向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和證券資本都在增長。他說，兩國在金融領域脫鉤的跡象則表現在受美國對中國投資加強審查以及中國對資金流出加強控制影響的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在2016年達到465億美元，而在2019年就已經跌到48億美元。
習近平的右轉和中共的改開
但是，拉迪對於今年中共當局再次提及改革並不看好。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要推動經濟體制改革，隨後國務院發布了一份涵蓋廣泛的改革意見。拉迪當時對美國之音表示，這份改革計劃非常全面，其中有很多內容和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發布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中的內容相同。他一方面將最近發布的方案視為積極訊號，另一方面則持觀望態度。
拉迪批評當局在混合所有制上變本加厲。他說，自己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它會帶來變革。
在不久前亞洲協會舉辦的一個中國經濟在線論壇上，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所長、前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談到中共在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後，今年又提改革，這期間到底有什麼變化。
陸克文認為，習近平在2013到2015年傾向於經濟自由化，也就是中國政治中所說的偏右，但到2015年，由於中國大陸發生了一次金融危機，或導致習近平認為金融改革最終帶來的是像美國金融市場那樣的完全失控。
陸克文說：“從那時起，你開始看到中國在經濟政策制定方面發生了明顯的迴轉。”
2015年底，供給側結構改革的說法出籠。陸克文說，這組詞聽上去很有技術性也很有改革味道，但實際上並不是那樣。
他說：“如果你把供給側結構改革進行結構，那實際上就在中國經濟的細節之中。大體上就像是黨中央的文件所闡述的那樣。基本上是產業政策的集合，而國家和政黨正式通過這樣的政策加強對經濟的干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