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這是鄧聿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 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 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VOA。
外界等待中共20屆三中全會舉行，但10月沒有開，11月依然沒有開，12月肯定也不會開。 一是11月的政治局會議沒有預告要在12月開，而按慣例，全會召開政治局會議是要提前告知的；二是12月各種會議特別多，像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農村工作 會議等，如果舉行三中全會，很多年度工作總結會議就得挪時間；三是中央全會還從來沒有在12月舉行過。
三中全會開與不開，當然取決習近平。 很多人似乎有一個印象，習近幾年對開會有點隨心所欲，沒有規律可言。 該開的會不開，在某個時間舉行的會在另一時間舉行，有沒有這種現象？ 有。 但是，把時間拉長點，會發現，習對各類會議的召開還是大體遵循他定的規矩。 例如，中央全會每年舉行一次，政治局會議每月舉行一次，政治局常委會每週舉行一次，習基本守規，有時因為有事，一年之內，會有一到兩次政治局會議不會召開 。 習兼主任的深改委和財經委會議等，不清楚是否像前面這些會議一樣，有規定一年中要召開多少次，但從過去10年看，每年的會議次數出入不大，只是會議的 具體時間看似很隨機性。 人們之所以覺得習不照規開會，可能與此有關。
三中全會為一帶一路拜習會讓路？
事實上，在中共幾代領導人中，習比他的前任更重視規則、紀律，凡事都要講規矩。 當然，這個規矩是他所定的。 但這是不是說，他只用這些規矩約束別人，自己卻不遵守？ 也不是。 形式上，他是要表現出他遵守規矩的樣子，不能讓同事和下屬認為他不守規。 但習確也不想被自己定的規矩束縛了手腳，所以就要有一定的機動性和彈性。 好比搭一個框架，習的活動不會越出框架，但在框架內怎麼做，就隨他的時間和心情而定。 換言之，他會依規定一年或一月當中開幾次會，但具體什麼時候開，由他來決定。
這樣看來，習也許認為今年2月已經舉行了二中全會，沒有違反黨規，因此，如果沒有時間，可以不開三中全會。 在10月，中國有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11月又訪美舉行拜習會，並出席APEC領導人高峰會，前者是中國今年最重要的主場外交，要彰顯大國威儀 ；後者是今年全球最重要的領導人雙邊會談，要彰顯領袖地位，都是習非常看重的，其重要性超過三中全會，所以為了它們，全會就得讓路。
這似乎可以解釋三中全會為什麼今年開不了。 然而，無論時間太緊，或是已舉行過一次中央全會，只是問題的一面。 2013年2月，也舉行過十八屆二中全會，可在當年11月，還召開了三中全會。 所以同樣是習，如果以全會開過為由就不開三中全會，說服力不強。 另外，10月和11月雖然時間緊，但假如習堅持要開三中全會，並非擠不出時間。 故一定還有其他原因讓習不願開三中全會。
經濟狀況不佳，三中全會開不了？
這個原因就是當下的情勢，具體來說，是今年的經濟表現遠不如市場預期。 儘管當局今年真的很拼經濟，對民企外資、消費出口等，出台了許多政策去刺激，可起色不大，後勁乏力，於是市場希望三中全會能夠就經濟改革問題出台一個政治決議，就像 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一樣，以政治決議的形式，重新宣示進行全面的經濟改革，以提振市場信心。 市場之對三中全會有所期待，跟這個有關。
簡單溫習一下中共全會的規則。 每屆黨代會後，5年裡一般要開六或七次中央全會，每次全會集中討論一個主題，前兩次討論的是黨和國家的人事及其相關的制度問題，最後一次討論的 是下次黨代會的時間和相關事項，這三次全會的主題相對明確，中間幾次則重點討論當年或者一段時期比較突出的政治、經濟、黨建、法律等具體問題。 而歷屆三中全會，主題基本圈定在經濟，並且和改革有關。 像十六屆三中全會推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十七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推動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今年的中國社會情勢有點類似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只是人們比那時更悲觀。 2013年習上台剛一年，許多人對未來感覺迷茫，此前社會就有改革已死的說法，在會前更憂慮在習當政下，改革將死。 官方雖透露三中全會要做出一個經濟改革決定，但對決議會推出什麼樣的改革，人們並無信心。 然而，在決議公佈後，籠罩社會的悲觀情緒一掃而空，人們開始振作起來，覺得改革第二春又回來了。 當然，實際情況不是這樣，十八屆三中全會帶來的興奮沒持續多久，隨著習的集權一步步加劇，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所規劃和部署的改革後來並未得到落實，也才釀 成今天這種局面。 但人總是活在希望當中，一個幻覺破滅後又生出另一個幻覺。
三中全會必觸及放權讓利？ 習做不到
最近幾年，包括體制內的一些重量級學者在內，市場呼籲當局能夠重啟改革拯救經濟。 這種聲音在今年尤其多了起來。 對經濟界的呼聲，當局似乎表現出某種呼應的姿態，在習這次去上海考察前，就有外媒透露他的一個任務是強調中國會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 這增加了市場對今次三中全會的想像，希望能像十八屆三中全會那樣，再推出一份重磅經濟改革的政治文件，提振士氣。
然而，習很可能不這麼考慮。 不是他面對糟糕的經濟情勢，不想改革，而是根本就無法推動市場所期待的那種改革，因為要推進它，就須回到中國早期的改革樣式。 早期改革所以會起到那麼大的功用，原因很多，但從政府的角度說，無非是做到了四個字——“放權讓利”，政府（包括黨）向社會放權讓利，中央向地方放權讓利 ，而習時代此前所有的做法恰恰相反，權力上收，利益上收，從民間再回流政府，最後集中在中央，在習手上。 這是一個逆向過程，也是當今一切問題的根源。 要重啟改革，必須打破這個逆向過程，再次放權讓利。 很顯然，習做不到這一點，誰願意讓煮熟的鴨子飛走？ 儘管這樣的改革對社會大多數人都有利，可對習和他的小集團不利，除非習有大格局大智慧，然而這麼多年證明他沒有，他的認識是，他現在這套冠以“ 中國式現代化」之名的做法，如何如何對中國有利，如何能讓中國強大。
故而，當下的經濟局面最多能迫使習放鬆對經濟的過度管制，在開放上做點文章，用官方的話說，做到制度和規則的對外開放。 他在視察上海的講話，雖然表示堅定不移深化改革、擴大高水準開放，要求上海和長三角率先形成更高層次改革開放新格局，也就僅此而已，根本沒有藉這次上海之行， 宣示重啟改革的政治意涵。 而這層意義上的改革開放，今年基本上都已經做了。 從年初到現在，當局推出的經濟政策和扶持措施已經夠多的了，該松綁的都已鬆綁，該廢除的也已廢除，力度10年來最大，尤其在對外開放方面。 再進一步改革開放，必然觸及制度層面，涉及權力，就如前面講的，需要放權讓利。 但習無法做到這一點。 因此，即便三中全會作出經濟改革決定，也不過只是在政治上重申改革而已，實際的政策和做法不會超出已經出台的。 這樣一來，反而會因為改革力道沒有突破而讓市場失望，讓人們的信心更加下墜。
可見，這次三中全會，對習就是個雞肋，開不是，不開也不是。 開，會提高市場期待，然而實際可能無法滿足這種期待；不開，又生出謠言，讓市場失望。 權衡來權衡去，習最終可能覺得今年還是不開為好，把三中全會挪到明年舉行。 理由也現成，二月開過一次全會；10月和11月又太忙，排不開日期。 到明年，會有新的焦點出來，就不一定要把全會的主題在定在經濟，從而避開市場期待的重啟改革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