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鄧聿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許家印被中共當局收押這個事情，有多個觀察面相，這個昔日的首富和地產大亨，其今天的遭遇會讓許多在中共權力政治下做生意的商人感到心有戚戚焉。
中國的官員是一個高危職業，中國的商人或企業家的高危程度其實也不亞於官員。而後者的高危，恰恰是由前者造成的。商人可以富可敵國，然而，一旦觸犯了權力，尤其是最高權力，轉瞬間就灰飛煙滅，身首異處。這種情況自古皆然。助秦建立霸業的“亞父”呂不韋、明朝首富沈萬三、清代“紅頂商人”胡雪岩等民間耳熟能詳的中國歷史上的這些大商人，最後都不得善終，可以講，歷代和政權合作的商人中，沒幾個有好下場。
這似乎是中國商人的宿命。此宿命的來源，用某些歷史學者的話說，在於中國是個“權力決定一切”的“超經濟強制”的社會。在王權看來，舉凡一切有可能動搖其統治的力量，都是受打擊的對象。王權尤其戒備和歧視商人階層。在儒家的社會結構安排中，“士農工商”，商業為末，商人處於社會第四等級，其地位可能僅僅高於流民，然而，歷代統治者其實都清楚商人的力量，因為商人擁有大量社會財富，大商人是可以左右時局，威脅政權安危的。
中共通過國企掌握大部分財富
戰國時期齊國名相管仲對此曾有一番精彩之論，他說，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貧則不可以罰威。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意思是，一個萬乘之國如果出現了萬金的大商賈，一個千乘之國如果出現了千金的大商賈，說明國家大量流失了財利。而一個人太富，利祿就驅使不動；太窮，刑罰就威懾不住。法令的不能貫徹，萬民的不能治理，緣於社會的貧富不均。如何來消除商人對王權的威脅？管仲提出了“利出一孔”說，也就是天下的經濟權益由國家統一掌握，並都從權力這個“孔”出來，由君王來定奪。當君王控制糧食，掌握貨幣，決定一個人的生死和貧富，人民就沒有不依附於君王的了，社會就不會出現挑戰王權的力量，此所謂“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這樣的國家強大無敵。
正由於王權太強大，商人階層不能用他們掌握的財富，像西方一樣逼迫王權妥協，發展出一套保護財富的社會契約和機制，這既是商人同時也是中國的悲哀。可是，號稱以世界上最先進理論指導的中共，在奪得全國政權後，其對財富和權力的控制，比家天下的王權體制厲害百倍。雖然古代帝王自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而，它的統治無法做到真正深入社會的末梢，也沒有成體系大規模的國營企業。而中共通過國有企業掌控了社會的關鍵資源和大部分財富，包括金融財富。但即便如此，它對民間財富的擴張也抱有本能的警惕。毛時代大割資本主義尾巴，改革後，固允許和鼓勵民眾發家致富，可當它自感民間的資本力量侵入權力體系，和權力中的“腐敗分子”相結合，構成對政權特別是最高權力的挑戰，也就進行毫不留情的打擊和摧毀。
習近平打擊商人歷來之最
習近平在限制和打擊商人財富方面，又為中共歷代領導人之最。徐明、吳小暉、肖建華，陳健、馬雲……，這些商界響噹噹的名字，無論之前低調還是高調，一個一個都被當局收拾了。在中國，要將商業做大，必須和權力結合，受權力加持。即使商人不想去找權力，權力也會找上門來。因為權力為了變現，也在物色商人，把他們變成自己的“白手套”。這是一個雙方各有所得，皆大歡喜的事情。在這種錢權交易中，雖然也有商人支配官員的情況，但更多的還是官員支配商人。故而在中國的商界，出現了“紅頂商人”這個獨特的景觀，真正在中國商場“叱詫風雲”的，是這些“紅頂商人”。
習之所以要嚴厲打擊商人，是因為在他看來，資本力量的坐大，直接威脅他對政局的控制和黨的統治。在被查處的腐敗高官背後，幾乎都有商人尤其“紅頂商人”的影子。他提出的“親”“清”新型政商關係，公開的說法是要在官員和商人之間，實現政商關係的科學分割，從制度上斬斷官員將政治資源轉化為財富，商人將經濟財富轉化為政治權力的黑色利益鏈，同時打擊官場之內的權力貨幣化現象。然而，實際上，他的反腐和對資本的整頓，目的之一是要資本臣服，告訴“紅頂商人”，你們的財富來自黨和國家的“賜予”，如果不願意聽從黨——習是黨的人格化身——的指揮和安排，為黨所用，而和習的黨內政敵搞在一起，用財富資助他們反對習，挑戰其權威，就是在與黨國為敵，是不允許的。上面這幾個商界大佬，和中共權貴集團有著深度勾連，充當權貴集團的“白手套”，直接或間接反習，威脅習政權的穩定，就成了習打擊的對象。
許家印不會是最後一個
許家印是這個名冊中的最新一個，但不會是最後一個。外界不知道他有什麼違法犯罪之舉，根據官媒報導和某些說法，許在觸犯當局為房企量身定做的“三條紅線”，企業出現危機後，不去積極自救，反而“躺平”，把巨額債務甩給國家，想要國家為恆大收拾爛攤子，同時暗度陳倉，搞技術性假離婚，為兒子買巨額信託基金，向國外轉移財產，明知中美對抗，還在美國申請破產，保護個人財富，企圖利用美國來抗拒國家。如果這個說法成立，許的問題比起前面幾位來，要嚴重得多，習豈會讓他逍遙法外，全身而退？
可以說，今天中國的商業環境，不僅是改革以來，也許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差的時期（毛時期除外，因為那時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嚴格說來沒有市場和商業）。這不是講當局不需要商業，習不需要權力“白手套”。商業或者經濟已成黨穩固統治的基礎，中共需要推動商業的發展，以解財政燃眉之急。但商業必須為黨使用，商人必須為黨服務，尤其在當下內有不滿增強，外受西方遏制的狀態下，商業和商人更不能脫離當局的控制。
可也正因如此，當下是商人風險最大時期。黨的體制和現實環境決定了要將企業做大，必須尋求政策資源和權力政治的保護，在權力政治中尋找代理人或者成為權力政治的白手套，這一點和過去沒有任何區別。不同的只是，今天的政治環境歸於一人統治，過去的寡頭共治局面不復存在，因而商人可以依附於不同的權力政治寡頭的情況亦不復存在。倘若一個商人不效忠於習，而和別的政治權貴勾肩搭背，可能面臨相當大的被整肅的風險。另外，中國外部環境的惡劣，也讓商人在向外走出去時格外要注意民族主義的風險，如果被輿論認為為商業利益而有損國家利益，亦可能遭無妄之禍。
有著“企業家教父”之稱的柳傳志早就參悟到了中國政商環境的這個變化，以及習近平構建新型政商關係的真正內涵。他一度引起極大爭議的“在商言商”講話——“我們要在商言商，以後的聚會我們只講商業不談政治，在當前的政經環境下做好商業是我們的本份”——現在看來有著先見之明。習的新型政商關係，說白了就是，商人在從事商業過程中，可以和權力勾結，但不能有損黨的利益，危害黨的統治。如果和權貴結合，不管是直接還是暗中的反習，更是絕不允許的。可惜，一些商人也許像許家印一樣，或過於自信建立起的政商關係，或錯估企業大到不能倒，而成了犧牲品。
許在權力政治中的沈浮，會為中國商人上一課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