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研究人員發佈報告指出，中國不斷擴建井基洲際導彈力量，可能會向基於預警發射的高戒備狀態發展。而且，中國總體部署的核力量將越來越與其公開聲稱的核政策不一致，新建的核資產將為其未來更加挑釁性地運用核武器提供方便。核專家擔心，中國這種“上不封頂、不可預測”、“政治邏輯決定軍事戰術”的核擴張，可能會進一步激化美中敵對情緒，甚至導致難以預料的後果。
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海軍上將約翰·阿奎利諾(John Aquilino) 7月18日在阿斯彭安全論壇(Aspen Security Forum)上表示，他對中國軍隊的建設包括其核能力感到擔憂，美國已經要求中國和俄羅斯參加核限制談判，但對方沒有接受邀請。
“美國繼續推進戰略能力現代化至關重要，”他說，“這是通過戰略核威懾保衛國家的底線。中國的發展速度非常快……重要的是，美國要進行部隊現代化，並且準備好在需要時做出反應。”
五角大樓估計中國到2035年將擁有約1500枚核彈頭，但是中國一直拒絕承認其核擴張的規模。美國和中國甚至無法就彼此核武庫的基本情況達成一致。
美國詹姆斯·馬丁不擴散研究中心(MIIS)研究助理德克爾·伊普勒斯(Decker Eveleth)在7月3日發佈題為《2023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火箭軍戰鬥序列》(People’s Liberation Army Rocket Force Order of Battle 2023)的研究報告中指出，“目前，中國的核思維是一個黑匣子—我們可以看到輸入這個黑匣子的安全驅動因素，也可以看到從這個黑匣子出來的軍事基礎設施和已部署的軍事系統，但由於中國軍方不公開討論他們對核武器和核威懾的想法，因此我們無法了解他們的確切想法。”
伊普勒斯認為，對於解放軍火箭軍實際部署的武器和數量分析, 成為了解中國如何看待以及使用核武器的為數不多的窗口之一。他的這篇報告詳細記錄了火箭軍六個旅的位置坐標，以及每個作戰單位擁有何種型號的核武器和發射裝置的數量。
他發現，到2028年，中國將擁有超過1000個彈道導彈發射器，其中507個具備核能力，342-432個是常規發射器，至少252個是核常兩用發射器。
火箭軍洲際導彈可直擊美國，習近平更加集權控制核力量
原名“第二炮兵”的中國火箭軍傳統上規模較小，能力有限。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5年將火箭軍提升為完全獨立的軍種，稱其為“中國戰略威懾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大國地位的戰略支撐，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石”。火箭軍部如今已擁有包括核常兼備、遠程精確打擊以及配備超音速滑翔飛行器等多樣化導彈能力，可用於摧毀台灣的防禦系統、打擊美國的航空母艦、進行報復性核打擊等等。
上述報告指出，在過去十年中，火箭軍的作戰導彈旅數量翻了一番達到至少40個，目前分為6個導彈基地，每個基地負責6到8個旅。
報告作者伊普勒斯還發現，中國正在擴大井基洲際彈道導彈力量(silo-based ICBM)。除了正在建設當中的玉門、哈密、杭錦旗、吉蘭泰等地的334個固體燃料導彈發射井，火箭軍還在快速增加東風-5型洲際彈道導彈(DF-5)的液體燃料發射井數量。未來三年，運行中的東風-5發射井將從18個增加到至少48個。
值得關注的是，該報告指出，對於井基洲際彈道導彈的日益依賴，可能需要改變火箭軍的戒備狀態。“除了固體燃料發射井中的導彈可能處於某種形式的持續戒備狀態之外，火箭軍還在東風-5發射井附近建造新的或升級現有的地下設施。這可能表明中國希望將核彈頭儲存在靠近發射井的地方，以支持更高水平的戰備狀態，支持基於預警發射(launch-on-warning, LOW)的能力。”
伊普勒斯告訴美國之音，中共可能正朝著基於預警發射的方向發展，背後有軍事和政治層面的因素。“在軍事方面，如果你擔心美國的隱形資產會在美國大量核武器的支持下摧毀你的指揮和控制設施，從而給你時間摧毀武器庫，然後用導彈防禦系統擊落你後來發射的武器，那麼採取預警發射是有意義的。從中國的觀點來看，這基本上是最糟糕的情況。”
在政治層面上，他認為，如果中國採取最高領導人授權的基於預警發射的態勢，那基本上是將軍事事務的唯一權力放在習近平手中。“考慮到他正在鞏固權力，基於預警發射是他鞏固對軍事事務控制的絕佳方式。”
喬治城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助理教授尼古拉斯·安德森(Nicholas Anderson)對美國之音表示，井基導彈是核三位一體中開發成本比其他部分（如轟炸機和潛艇）更便宜的一部分，而且比移動式陸基洲際彈道導彈更易於操作。
“這是以相對較低的成本增加部隊規模的快速方法。但是這些力量不會移動，更容易受到美國的反擊。它們在檢測到來襲導彈時無法移走。這就是為什麼如果大量使用發射井進行操作，可能需要採用基於預警發射。如果有人向你的核彈發射井發射核彈頭甚至常規反力武器，你將會有動力在它們被摧毀之前就發射出去。”
伊普勒斯最早和同事在2021年從衛星圖片探測到中國已開始在甘肅玉門地區建造100多個新的導彈發射井。他強調，當中國建設固體燃料導彈井的消息傳出時，外界普遍認為這是因為中國主要是藉此提高其機動核力量的生存能力，試圖通過建立需要美國使用大量核武器才能打擊的導彈發射井，來轉移壓力。
然而，他最新發現的東風-5力量的小幅增加並不符合這種戰略。“如果你想增加投擲能力，也就是說，如果你有意增加破壞力，你才會選擇東風-5。”他說。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U.S. Naval War College)研究核武器和美中安全關係的助理教授龍大衛(David Logan)告訴美國之音，他在最近的研究中也發現了伊普勒斯關於火箭軍提高戒備狀態的證據。他從部隊代號的變化看出，負責在火箭軍不同的基地處理核彈頭的裝檢團(equipment inspection regiments)可能已經重新隸屬於67號基地，該基地負責集中處理核彈頭。
龍大衛認為，這種權力調整意味著，中國對核彈頭的集中政治控制與去中心化的彈頭儲存實踐相結合，這樣可以抵消分散化的彈頭儲存風險，並且定期將部分部隊置於較高戒備狀態。
“發射井可能被認為比移動導彈的操作要求更低，並且可能更適合中國歷來喜歡的對核武器的強有力的政治控制。將井基系統置於更高級別的和平時期戒備狀態, 可能被(火箭軍)認為更容易且風險更小。這代表了未來潛在的研究領域。”他說。
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核政策項目的資深研究員趙通對美國之音表示，從1964年中國第一枚核裝置的爆炸一直到21世紀初期，中國一直也沒有發展超過300枚的核武器，能打到美國本土的戰略性核武器洲際導彈、潛射導彈等武器數量就更小，長期以來只依靠大概20枚左右的東風-5洲際彈道導彈作為對美國進行戰略威懾的中流砥柱，但是近年來突然有了“非常驚人的發展”。
他說：“井基這種比較傳統的洲際彈道導彈，數量就從二十增長到三百多枚，甚至有可能會更多，這個規模和速度兩方面都是非常驚人的，在短短幾年內就有這麼多倍的提升。”
在洲際導彈之外，中國的中遠程導彈部隊正在進行更新換代的現代化工作。伊普勒斯的報告指出, 東風-21彈道導彈(DF-21)的增程改進型 DF-21A大部分已經被核常兼備的東風-26中程彈道導彈(DF-26) 取代。現役東風-26發射裝置總數至少達到 216 個，未來三年內可能達到 252 個。
此外，報告提及，東風-17高超音速彈道導彈(DF-17)目前已在至少一支火箭軍部隊中服役，未來三年內肯定會在另外三個旅中服役。東風-17目前正處於被廣泛部署到韓國周邊地區和台灣海峽的進程之中。
火箭軍在台海衝突中提供“核盾牌”
伊普勒斯對美國之音指出，在任何針對台灣的軍事行動中，火箭軍的角色正在發生變化，此前，解放軍的遠程火力能力都掌握在戰略火箭軍(SAC/PLARF)手中，但現在空軍和海軍都擁有常規導彈能力。
他表示，現在戰略火箭軍提供的獨特角色有兩個：首先，利用高超音速滑翔飛行器摧毀或者使得台灣導彈防禦設施無效，為解放軍以更便宜的彈藥摧毀台灣空軍基地開闢道路；其次，保持東風-26的力量以威脅美國在更遠距離的軍事資產。
“在中美戰爭中，東風-26的任務將是摧毀東亞地區幾乎所有主要美軍基地和機場。美國及其盟友正在採取措施增加導彈防禦基礎設施。美國及其盟友還應加固其機場，以確保解放軍不能使用集束彈藥以幾發射擊就摧毀大量飛機。”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龍大衛認為，中國核擴張的戰略和政治後果仍不明朗，但是有可能會鼓勵中國對台灣發動軍事侵略。
“核建設可以作為‘核盾牌’(nuclear shield)發揮作用，在這個盾牌背後，中國將更有信心發動常規攻擊。這一切都取決於中國如何看待核建設的政治影響，特別是美國的干預意願，”他說，“然而，如果中國放鬆對其核力量長期存在的政治、操作和技術限制，可能會增加危機或衝突中核升級的風險。”
習近平會否顛覆中國核政策？
中國在核態勢上宣稱恪守“最低核威懾”(minimum deterrence)等原則，在核武器部署上側重保持第二次打擊能力，即核反擊能力。但是，中國近年來大幅擴張部署的核力量似乎和其傳統政策的公開聲明格格不入。正如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報告宣稱的那樣，中國已從過去“精幹有效”的核力量原則轉向“打造強大戰略威懾力量體系”。
“中國正在發展的基於預警發射的能力，再加上固體燃料導彈發射井，意味著他們可以在瞬間發動核攻擊。”伊普勒斯在報告中指出，中國核力量最令人擔憂的變化實際上並不是發射器數量的擴展，而是中國從對手已經完成對中國本土的攻擊後才發射核導彈的“報復計劃” (retaliation plan)，明顯轉變為“基於預警發射” (LOW)的核態勢。
伊普勒斯警告說，這將提升美中之間從常規衝突升級為核大戰的風險。比如，如果美國在常規戰中攻擊中國用於戰略預警的雷達，可能會被誤解為更大規模“限制損傷”（Damage Limitation）的核打擊前奏。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趙通指出，中國傳統上非常反對基於預警發射這種部署模式，因為歷史上從冷戰到冷戰後發生過多次的預警系統產生虛警的狀況，本來沒有對方的導彈來襲，結果因為各種技術方面的原因發出了錯誤的警報。“如果基於錯誤的警報進行了核反擊，那就平白無故地引發了一場核大戰。 ”
儘管自1964年首次核試驗後至今，中國政府仍然聲稱遵循“不首先使用”的核政策，但伊普勒斯認為，即使中國目前還沒有計劃更加挑釁性地利用其新建的核資產，但這些核資產已經存在，這使得中國未來可能最終轉向更具侵略性的核態勢變得更加容易。
據美國軍事新聞網Warrior Maven報導，美國空軍部長弗蘭克·肯德爾(Frank Kendall) 2021年表示，中國增加數百個新的陸基固定洲際彈道導彈發射井的舉動相當於發展“首次打擊”的能力。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助理教授龍大衛本月即將在美國國防大學國家戰略研究所(INSS)發佈標題為《辨識中國核力量發展動因：模型、指標與數據》(Discerning the Drivers of China's Nuclear Force Development: Models, Indicators, and Data)的研究報告。他向美國之音獨家提供的草稿顯示，2011 年，中國估計擁有的核彈頭不到 180 枚，其中不到 40 枚可以打到美國。目前，中國據信擁有約 400 枚核彈頭，其中近 200 枚可以打到美國。
報告指出，過去的中國領導人認為核武器僅僅在威懾核打擊、防止核訛詐和進行核反擊方面是有用的，但是包括習近平在內的中共高級官員對核武器和核戰略有不同的看法，這種觀點開始在權威的黨和軍隊的文件中反映出來。
該報告得出結論，安全的二次打擊(secure second-strike)、核保護傘(nuclear shield)和大國地位(Great Power status)這三種模型，與中國的核力量發展軌跡最為一致。這些模型預測中國可能會保持相對克制的操作姿態，包括適度的警戒狀態、較低的發射權限委派水平，並繼續堅持不首先使用的核武器政策。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資深訪問學者黎楠告訴美國之音，未來中國的核政策會否發生根本性轉變並廢除“不首先使用”，相對於戰略核武器威力比較低的戰術核武器(tactic nuclear weapons)的部署將構成一個重要的觀察指標。
他說，“因為戰術核武器是基於另外一個假設，就是說核戰爭是可以打贏的，所以可以有限地使用核武器。這個是最關鍵的節點。中國是有動機發展首次打擊的，就是在中國的常規軍事建設之後，美國會用戰術核武器對抗，那麼中國怎麼對抗美國的戰術核武器？它也要發展（戰術核武器）。”
黎楠2022年發表的《中國會放棄“不首先使用”的核政策嗎？》文章指出，中國軍事規劃者對“不首先使用”表示過不滿， 有觀點認為中國應該在受到下列嚴重威脅的情況下發動首次核打擊，包括解放軍常規部隊無力保衛中國免受大規模外敵入侵，面臨大規模外國軍事干預維護國家統一戰爭的“巨大威脅”（暗示著台海衝突），以及三峽大壩等生死攸關的目標還有核武器、核基地遭到對手的常規攻擊等等。
卡內基國際和平及機會基金會資深研究員趙通認為，中國領導人過去並未寄希望於用核武器來威懾對方的常規軍事威脅，但鑒於現任領導人已經放開態度並且不再強調這些限制，未來中國的戰略學者會更加深入的考慮怎麼去靈活的運用中國的核武器，比如讓核武器在核和非核軍事領域，包括在國際政治領域實現大國戰略平衡的角度，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
他分析說，中國這一輪的核擴張主要是由最高層的政治領導人推動，背後的政治邏輯是認為中國需要儘快向美國展示更強大的戰略力量，從而迫使美國放棄對中國進行戰略壓制的衝動、接受中國已經崛起的現實並與之和平共處。
“這就是最不可預測的一個因素，就是他沒有明確的目標，只是一個大體的政治思路。他並沒有非常明確的軍事層面的戰術指標，究竟中國要發展到多大規模的核武器才能實現這種目標、中國需要什麼樣具體的核作戰方案，包括低當量的核彈頭究竟會不會起有效的必要的作用，我覺得中國的政治領導人對於這些問題沒有特別深刻的認知。”他說，中國軍方、國防工業體系在國內缺乏嚴格的制衡機制，沒有媒體、學者對中國準備發展何種核能力和部署模式進行有效的監督。
趙通擔心，中國的上層政治邏輯決定軍事發展的現狀，很有可能激化美國對中國的威脅感知，考慮到中國埋頭發展核武的同時又不提供相應的透明度，包括到迄今為止中國官方依然否認正在進行大規模的核力量擴張，也拒絕提供關於擴張原因、最終目標和數量規劃方面的基本解釋。
“在美國看來，這完全是一個上不封頂的過程，它覺得中國有可能真的將來甚至有可能不光是要達到和美國同樣的核力量水平，甚至要超越美國。我不認為這個反映了中國當前的決策者和專家群體的主流認知，但是它對於中美關係的威脅感知的增長起到了很大的影響，對於中美關係的整體敵對情緒的滋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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